本文所谓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地方政府在投资全过程中的表现及其对投资绩效的价值取向的综合。投资全过程是指包括投资预测、决策、实施、监督和调控等各种投资环节和部分在内的活动过程；地方政府在投资全过程中的表现又可以包括投资的作为与不作为，投资的积极作为与消极作为等各种情形。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指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以及对外借债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支出行为。广义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指所有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这不仅包括地方政府从各个渠道筹资自己进行的基础建设等投资，还包括地方政府利用其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为企业进行投资提供的多种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如各级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投资给予的土地优惠和税收优惠，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或表示强力的支持、帮助企业向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争取优惠政策，如上市指标、企业改革试点权的获得等。本文中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指广义上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现有的文献中直接、专门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并不多见，研究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就业以及增长和就业关系影响的更为少见。研究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从总体上来讲，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这类文献大多是从财政分权的角度研究了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事实上，财政分权是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相关联，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财政分权这个概念主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所自主支配的财政资源规模，以及财政分权政策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而本文定义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不仅考虑到了财政分权政策对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作用，还考虑到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把对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支配权下放给相应的各地方政府、把很多对当地经济的管理和决策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实行的以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等多种因素。另外，财政分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制度变量，在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很难以精确地界定，尤其在我国更是如此——因为在我国很多统计数据是缺乏的，这使得众多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只能采用一些近似的代理变量。第二种观点是地方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有消极的影响。这类文献大多是从地方保护、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等角度来展开分析的。另一方面，研究就业以及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文章很多，但是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这个角度来研究其对就业和增长与就业关系影响的文献很少。有的学术文献认为在政府的主导下，资金成本被人为地压低，导致资金过密倾向，影响了就业。但这一分析更多地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展开的，因为在我国贷款的基准利率都是由中央银行制定的，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从银行贷款的利率水平确实不高，这导致了资金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使得资本对劳动实现了一定的替代，导致了不利于就业的发展环境。我们在本文分析就业和增长与就业关系这一问题时，更多的不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而是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的角度来展开的。本文笔者尝试专门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这个角度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影响，在选题上来讲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笔者利用我国30个省份从1987年到200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我们先利用变量的差分数据检验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短期影响。然后我们还检验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长期影响。由于GDP、地方政府投资等变量本身均为不平稳序列，我们首先采用Levin，Lin & Chu统计量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协整性检验。考虑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行以后，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制度被稳定了下来，地方政府形成各级独立的预算，有更强的积极性来发展本地经济，这使得地方政府投资支出不断增长，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升高；1998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在国债资金的带动下，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使得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增加幅度更大，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更加迅速。鉴于以上考虑，我们在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长期影响时，又加入了两个虚拟变量，以期考察在1994年和1998年以后，日益增长的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影响弹性的变化。本文除了专门针对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还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角度比较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机理。在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机理时，充分考虑到了我国与欧、美等国不同的情况，从分析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等多个角度展开分析，解释更为系统、全面，也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还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即经济迅速增长，但就业弹性却呈现下降的趋势。笔者从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并不高，乘数效应并不大，没能够拉动起更多的企业主导型的投资，从地方政府“抓大放小”，主要给予大企业、大项目更多的优惠条件和政策扶持，从地方政府有很高的积极性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等多个角度详尽、深入地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我国就业弹性下降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对现有文献的一个贡献。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若干政策含义。本文认为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取向的财政分权体制，是优化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及其绩效，从而解决长期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和就业弹性趋于下降的最根本的政策选择。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于经济增长与就业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即使得长期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和就业弹性趋于下降的问题，必须增强对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产权约束，进一步深化转型期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明晰、合理定价、节约使用和利益共享的农地流程制度；进一步深化转型期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使之“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深化转型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在改革单一所有制、按现代银行要求进行产权重组、上市以及创建民办商业银行、引进外资银行等诸多方面做出努力。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取向的财政分权体制。总体构思是，在克服行政设置结构存在过密、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内部的权责利非对称和不统一、财政分权过度、高度联邦化、预算外资金管理松弛、地方政府业绩考量的片面和短期化等问题的基础上，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取向的、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作用的充满生机活力、高效运转的财政联邦体制或财政分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