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兴起包含着现代性从中世纪传统的脱域和现代性的自我奠基的一体两面。文艺复兴时期通过世俗之人和自然的发现以及新教改革撼动了宗教神学和神权的权威,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理性的自由运用提供了有益的氛围。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从启蒙运动开始,启蒙运动的基础是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初期的理性是作为认识能力的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在法国启蒙运功中被至上化,渗透到人文领域,人文精神式微。现代性出现了悖谬:它赖以奠基的理性和它的价值目标主体自由发生了背离。卢梭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假设出一个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相对照,批判了理性对人性的遮蔽以及理性文明社会中人的异化,并提出了超越异化的理想蓝图。卢梭的批判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是现代性自我奠基自我确证的重要一环,他通过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和人性、价值的启蒙移动了启蒙运动的重心。但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他的批判并没有摆脱启蒙视域的限制和浪漫情怀的藩篱,对现代性弊端的超越走了一条“回到过去”之路。后人在理性视域、历史视域、实践视域和后现代视域实现了对卢梭现代性批判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