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领域中，道德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命题。纵观百年来人文领域中的种种政治革命、启蒙思潮、文学运动抑或文化建构，道德或者成为它们行为的最终目的，或者成为它们用于践行自身的凭借手段，或者成为它们行进的精神动力资源，但是，不管怎样，道德无疑在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建设与国民性格的塑造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文学来说，道德显得尤其沉重与敏感。无论是作家主体意识的构成，还是文学创作的行进，抑或文学思潮的更替流变，基于道德之上的理性精神即道德理性都深嵌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发展流变史就是道德理性精神的流变史，更是道德理性精神与文学叙事之间不断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塑造的生长史。因此，梳理出文学的发展流变历程，也就能洞悉道德理性精神的流动脉络，进而为文学的健康发展与当下人文精神的建设提供积极的意义视野。这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做的工作。 随着学科发展的日益精细化，在伦理学的视野中，道德被视为是人类后天理性反思自身行为而得到的理论成果，是以善恶或正义与否为价值坐标的具体的行为规范体系。不容否认，规范性与实践性是道德的重要属性，但有一点我们却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规范性与实践性并不是它的唯一特性。道德具有多维性，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价值体系、文化精神，而且还是一种价值观念形态与生活理想，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生命构成了我们全部行为的动力，也筑造了道德存在的根本底基。因而道德不是凌驾于生命之上并将之视为具体的外在规范性与抽象客观限制性而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它是精神哲学的最后一部分，言说着生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和价值以及创造的价值和人的创造能力，并进而成为价值创造与人的创造能力塑造的动力资源。在对道德的这种认知基础上，笔者考察了道德理性在中国八、九十年代小说中的流变。 中国是在遭受了极左思潮与文革十年动乱的巨大冲击后进入八十年代的。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文化思想界也开始对自身走过的路程开始了反思与调整。起初，人们对红色道德理性的反思只是限于左倾思潮对其冲击所造成的毁坏，进而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修复。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在作家的主体意识还是人物的主体意识中洋溢着的仍然是红色道德理性，继承并重振红色道德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位置与现实效应成为制约作家创作与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异质文化的滚滚而来，红色道德理性显然已不可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承担起组织、支撑、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与灵魂家园的重任，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功能和使命己随着时代语境的转移而告一段落。因此，红色道德理性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中经过短暂的高扬后就开始遭到了质疑、戏虐甚至是颠覆，即使是随着历史的惯性在九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延续下来，也变得畏缩无力了。 在红色道德理性渐渐失去其现实效应时，人们踏上了寻找新的人文资源与道德理性精神的旅程。首先在小说中，作家开始将目光回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民族历史记忆、被历史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以及民间文化生态的挖掘来收集建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生命形式、人生信念的资源，寻找散落的积极的道德活性成分，开始了铸造适应当下国人生存的文化语境与精神家园的宏大工程。但是，由于个体生命赖以存在的社会底基、生存机制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动不居，加之道德理性精神建构并非一跳而就的漫长性与复杂性，作家一厢情愿的单方面行为与现实语境的脱节，使这一宏大工程的设想流产了。作家开始放低了自我的行进姿态，转而沉溺于对日常生活与原生态生存实事的描摹，在世俗人伦的徘徊中低吟着个体存在的艰难与生命的脆弱。在道德理性下嫁到低微的世俗日常事务之时，文学却以特有的叙事伦理呵护着在现实夹缝中举步维艰的个体生命。 然而，历史的行进并不能因为他们境遇的困窘而停止自己的脚步。消费社会的驾临，使一切都物质化的法则贯穿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文化成为虚无，价值开始破碎，精神随之委地，道德崩裂为种种碎片。在这种面向虚无求生的处境中，道德理性精神依然没有停止自己艰涩乃至无望的行进。一方面，部分作家通过小说文本的建构进行着精神的艰难跋涉与虚妄深处的灵魂探险，以形式主义的策略延续着他们对人生意义与生命形式的思考与探索;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则放弃了这种艰难的朝圣式的精神探索，转而求其次，高举起欲望的旗帜，在物质化的语境中力图通过剥去掩盖在生命上的所有文化外衣来探求欲望背后的生命实体。这使他们身不由己地陷入欲建构精神家园而无望、想摆脱存在的虚无又不能的泥沼之中，因为后现代文化已使一切道德都化为乌有。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道德理性并没有放弃其自身所肩负的塑造生命形式的使命，依然在日益恶劣的语境中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