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吉林省安图县红旗民俗村为研究主体,以红旗村被开发成为民俗村的这一过程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揭示在民俗旅游的推动下朝鲜族民俗文化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如何完成重构。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取将历史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朝鲜族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以及参考现代学者对朝鲜族的各类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朝鲜族民俗文化的演变过程。最后,再通过对红旗民俗村的田野调查,获得红旗村群众对民俗旅游开发的认识。全文分绪论和1—3章：绪论首先对民俗旅游的发展背景做了分析,认为红旗村之所以能够开发成为民俗旅游目的地,要归功于旅游业整体发展的趋势。尽管红旗村的历史并不是很悠久,民俗旅游资源不具有绝对优势,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客观上为红旗村成为民俗旅游开发对象增加了筹码,并且通过对区域内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整合使其完全可以成为具有优势的民俗旅游地。其次是介绍了学界对民俗旅游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着重于分析民俗村开发的这一过程。最后,陈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文献资料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第一章,首先对朝鲜族移居我国东北地区,以及移居延边地区并形成文化圈的历史做一梳理。普遍将这一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60年到1910年,在这一阶段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生活的窘迫；1910年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意味着朝鲜半岛沦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从此之后一直到1931年“9·18”事变前夕为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移民者不单单局限于贫苦农民还包括了朝鲜的工人、知识分子、军人等各个阶层,他们当中不乏为抗日救国而辗转来到中国的人；第三个阶段是从“9·18”事变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时期的移民中受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移民政策者居多。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移民后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在1949年达到了52万余名,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朝鲜族聚居区。其次,延边地区朝鲜族的聚居,形成了浓郁而独特的朝鲜族文化。这对开发民俗旅游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朝鲜族人民能歌善舞,体育、游艺活动丰富,服饰、饮食文化独具特色,这对民俗旅游资源相对匮乏的红旗村来说是其源泉所在。通过借鉴区域内保存和传承下来的民俗资源,使得红旗村能够展现出更加完整的民族文化以增加民俗村的吸引力。最后,对红旗村的建村历史和这些年来现代化进程对村庄的影响以及2010年7月遭受特大洪灾的灾情及善后重建做了介绍。红旗村的原址是日本移民集团“二号部落”,抗战胜利后部落的居民先后离开。此后,陆续有六户居民从周边地区迁居至此。直到1954年,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从和龙、延吉等地区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人迁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旗村的人口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出国进城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红旗村的人口也随之逐渐减少。如今,对于红旗村这样一个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旅游对象的民俗村来说,村中朝鲜族人口的减少无疑不是摆在面前的最大挑战。2010年7月27日至28日,持续的大范围降雨造成了安图县有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灾害。红旗村整个村落全部被水淹没,房屋、耕地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毁,经济损失严重。此次的特大洪水也冲垮了通往长白山的明长公路多个路段。为保障游客的安全明长公路禁止旅游大巴通行,因地处明长公路沿线而被开发的红旗民俗村也进入了停业休整期。直到一年之后,笔者进行田野调查之时,明长公路仍然未能全部修复,红旗村也仍处在休业状态。第二章,主要分析红旗村在成为民俗旅游开发对象,以及在之后的运营当中官方、企业、群众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分析旅游业运营当中大利益的不同所产生的各方之间的矛盾。首先,红旗村能够被选中为民俗村开发对象要得益于长白山自然风景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1980年到长白山旅游的游客仅为3万人次,而这一数字到了2005年达到了57万人次,2010年更是突破了142万人次较上一年度增加了57.8%。长白山旅游业的兴旺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游客数量的增加使得在去往长白山景区的途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关注沿途的村庄,特别是朝鲜族村庄更能够吸引外地游客。大量游客的经过给红旗村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也正是看准了红旗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朴素的朝鲜族文化氛围,当地政府开始着手开发红旗村的民俗旅游业。红旗民俗村的开发也正好适应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在以自然风光占主导的安图县境内增加了人文景观,让区域内丰富的朝鲜族民俗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增加经济收入。其次,在红旗民俗村的开发过程中官方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2006年5月30日“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的揭牌仪式暨“朝鲜族第一村”第一届民俗旅游文化节在红旗村拉开帷幕,利用手中的资源为红旗民俗村带来了诸多的荣誉。在官方不断地给红旗村造势的同时,也在对民俗村旅游资源进行着整合。红旗民俗村对民俗旅游商品的开发分为四个类型,民俗观赏类、民俗活动类、民俗商品类、民俗服务类,在这四个类型的民俗旅游商品开发中有将已经消失了的民俗还原,例如在村门口竖立长生；也有将其他地区的传承下来的民俗移植过来的,其中大部分为传统舞蹈；还有将原本的民俗形态加以改造的,例如对居民房屋的改造等。最后,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到2009年为止,红旗民俗村共有朝鲜族饭店15家,家庭旅馆35家,民俗表演队2支,仅2009年一年就接待了游客16万人次,其中约有6千余人在民俗村住宿,旅游收入达290万元。随着民俗旅游业的兴旺,其经济效益越加可观,这也使得居民们对旅游收益的分配不均产生不满。由于民俗村的日常运营掌握在旅游企业的手中,大部分的旅游收益都被企业所获得,村民们只能靠家庭旅馆以及参与旅游服务来获取收入。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能够从事旅游服务,这也就让一部分人得不到民俗村发展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民俗村的发展让人们自然地分为了不同的利益群体,红旗村的村民虽然对外来的企业抱有不满,但又因各自的利益不能很好的团结在一起。为了民俗村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不能忽视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也是能够健康发展下去的重要保障。第三章,可以看作是对红旗村民俗旅游业的影响研究。首先,民俗旅游顾名思义就是将民俗文化商品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对民俗文化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对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Greenwood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民俗文化的商品化破坏了文化的真实性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而与此相反,Philp Frick Mckean则认为旅游产业可以保护和开发传统文化,让其更具有生命力并得到延续。当民俗文化被开发成为商品就注定发生改变,是朝向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就要靠开发者对民俗文化的理解。单纯的从攫取经济利益出发而进行的开发活动必定会让民俗文化变质,因此要充分考虑民俗文化的承受程度。在红旗村的民俗旅游开发中不少消失了的民俗文化得以还原,这对民俗文化的保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初衷是为了使之商品化获取经济效益,况且被还原的民俗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所以很难能够重获生机。其次,是对旅游地即红旗村及其居民的影响研究。红旗村在开发民俗旅游之前就已经受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原住民不断减少和新居民尤其是非朝鲜族居民的不断迁入使得村落的共同体遭到瓦解。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收入的提高,客观上减缓了朝鲜族居民流失,但是对于满足居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还远远不够。对于村庄的影响还在于改变了村庄的性质,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变身为热闹非凡的旅游景点。红旗村本身没有能力去掌控急速变化的周围环境,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村庄里得到复兴,使得村庄混杂着传统和现代因素,不禁会给人们带来混乱。民俗旅游对红旗村居民意识的影响巾表现最明显的足其价值观的变化。经济活动不仅给地方社会和群众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还教会了村民们如何做生意。民俗村的开发和发展虽然给村民们带来了诸如生活环境受到限制等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但是考虑到经济上的实惠大多数村民都会接受这种限制。也许,红旗村的村民们原本是抱着增加收入的心态参与到民俗活动当中,可是在长期耳濡目染的情况下村民们的内心慢慢的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在红旗民俗村大力发掘民族文化,受到游客们欢迎的情况下,村民们作为文化的保有者会感到自豪,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村民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红旗民俗村在经历了特大洪灾的严重打击后,进入了长时间的停业修复重建工作中。这给村民们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去重新评价和考虑红旗民俗村以往的成绩和今后发展的方向。红旗村正在孕育新的发展思路,即以村民为主导的集体运营模式。然而,从红旗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模式是否能够实施,以及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