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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对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本文试图从方言的角度来解释公司的经济行为。文章的主要逻辑思路是已有文献验证了社会信任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度水平较高的地区,公司持有的现金较少。近期又有文献验证了各个地区方言的差异与每个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基于此,假设方言多样性通过影响社会信任的建立进一步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并且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正。
为检验本文的假设,文章设计了一套研究框架,选用了2011年到2016年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以《汉语方言大词典》为依据,以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为研究立足点,通过社会信任来研究方言影响公司经济行为的机制。文章的主要因变量为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表示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公司总资产并取对数(Ln(Cash/TA)),主要自变量为方言多样性(Trust),表示为每个地区的方言片数量。此外,还加入了其它已有文献中验证了会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变量,比如财务杠杆(Lev)、债务结构(CLstruct)、股息发放能力(Div)等。首先分析所有变量的统计结果,其次通过相关系数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对文章的假设进行初步验证,然后引入会对这种相关性产生削弱作用的私人信任衡量指标进行分析。最后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样本容量依次进行了替换以及分样本检验和内生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结论的有效性。
通过详细地分析,文章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方言片数量越少的地区,社会信任度水平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当地注册的上市公司实时融资的成本相对更低,预防性存储现金的动机更弱,公司持有的现金水平更低。
(2)私人信任的行为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故私人信任关系能够对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产生一定的抵消效果。
(3)南北地区不同的文化会对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现金持有量的相关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北方地区正向相关关系会更大,南方地区正向相关关系会稍弱。
(4)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的正相关性在方言片数量少的地区即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更加突出,而在低信任度的地区,这种相关关系则可能不存在。本文的主要结论丰富了文化对公司经济行为方面影响的研究,拓展了从方言文化视角来研究企业经济活动的新思路,也为政府宏观调控,合理配置资源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文研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将方言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直接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从方言文化的角度对公司治理中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扩展了文化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
(2)引入了会对这种相关关系产生削弱作用的私人信任衡量指标,为后续研究文化与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3)本文探讨了在不同样本下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差异,为分析提供了更加细致的结论,有助于从全新的维度来理解公司经济行为的非制度性原因,为进一步研究文化与公司金融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但文章还存在着很多不足:
(1)文章只是研究了公司治理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仅仅是公司治理中很小的一部分,还不能代表公司治理的全部。
(2)文章的变量还可以进行设置权重等变换以及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为检验本文的假设,文章设计了一套研究框架,选用了2011年到2016年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以《汉语方言大词典》为依据,以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为研究立足点,通过社会信任来研究方言影响公司经济行为的机制。文章的主要因变量为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表示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公司总资产并取对数(Ln(Cash/TA)),主要自变量为方言多样性(Trust),表示为每个地区的方言片数量。此外,还加入了其它已有文献中验证了会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变量,比如财务杠杆(Lev)、债务结构(CLstruct)、股息发放能力(Div)等。首先分析所有变量的统计结果,其次通过相关系数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对文章的假设进行初步验证,然后引入会对这种相关性产生削弱作用的私人信任衡量指标进行分析。最后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样本容量依次进行了替换以及分样本检验和内生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结论的有效性。
通过详细地分析,文章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方言片数量越少的地区,社会信任度水平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当地注册的上市公司实时融资的成本相对更低,预防性存储现金的动机更弱,公司持有的现金水平更低。
(2)私人信任的行为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故私人信任关系能够对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产生一定的抵消效果。
(3)南北地区不同的文化会对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现金持有量的相关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北方地区正向相关关系会更大,南方地区正向相关关系会稍弱。
(4)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的正相关性在方言片数量少的地区即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更加突出,而在低信任度的地区,这种相关关系则可能不存在。本文的主要结论丰富了文化对公司经济行为方面影响的研究,拓展了从方言文化视角来研究企业经济活动的新思路,也为政府宏观调控,合理配置资源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文研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将方言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直接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从方言文化的角度对公司治理中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扩展了文化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
(2)引入了会对这种相关关系产生削弱作用的私人信任衡量指标,为后续研究文化与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3)本文探讨了在不同样本下方言多样性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差异,为分析提供了更加细致的结论,有助于从全新的维度来理解公司经济行为的非制度性原因,为进一步研究文化与公司金融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但文章还存在着很多不足:
(1)文章只是研究了公司治理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仅仅是公司治理中很小的一部分,还不能代表公司治理的全部。
(2)文章的变量还可以进行设置权重等变换以及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