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分析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及其财务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上市公司金融化定义为“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和金融技能在非金融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继而创造性的提出了从资产、股权以及管理层三个维度计量企业金融化的方法,从而显著改善了已有文献中对微观层面金融化的计量,为研究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影响,开辟了新的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首次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Stockhammer(2004)、Crotty (2005)、Orhangazi(2008)等学者关于资产金融化对资本开支存在抑制效应的研究结论,即两者的负相关具有国际共性；探索性的发现管理层金融化显著正向影响资本开支；股权金融化对资本开支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门限模型,首次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金融化、股权金融化和管理层金融化对资本开支的影响都存在门限效应。第二,在Flannery & Rangan(2006)、黄辉(2010)等学者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模型基础上,创新性的加入金融化变量,研究了资产、股权及管理层金融化对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构建了静态和动态的面板模型,实证发现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显著负向影响资本结构;资产金融化、股权金融化都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而管理层金融化只对按市值计量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第三,参考Jensen & Meckling(1976)、苏治和连玉君(2011)等学者有关公司价值的模型,用随机前沿模型修正的Tobin’s Q作为公司价值的代理变量,创新性的研究了资产、股权及管理层金融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构建了静态和动态的面板模型,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金融化与公司价值呈“倒U型”关系,即过低和过高的资产金融化都会降低公司价值；股权金融化显著正向影响公司价值；管理层金融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显著。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本文还分别给出了理论解释及与直觉逻辑推断结果有差异的可能原因。本论文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金融化对资本开支、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公司价值的影响,深化了微观层面金融化及其后果的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