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叙事是中国近世叙事文学文本世界中的重要叙事场域,但是对死亡叙事与审美的考察在中国近世叙事文学的研究领域,还属于一个无人或少人跋涉的理论盲区,本文将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所强调的理论品格组合起来,试图在中国近世叙事文学的范畴中作一番死亡叙事与审美考察的学理探险。为使研究本身能够做到对文本的“有效介入”,本人在论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大胆还原”与“谨慎求证”相结合的学理原则。在具体地研究过程中,本文以中国近世叙事文学范畴中的经典文本《窦娥冤》、《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牡丹亭》、《林兰香》、《桃花扇》、《红楼梦》等为具体的研究案例,以死亡叙事中死亡场景描写的审美特征、死亡主体的文化属性、死亡叙事中的死亡观、死亡叙事中“死亡”的功能承担、死亡与悲剧文学之间的美学关系等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死亡叙事的基本组成要素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对上述叙事文本中死亡叙事在文化和审美方面的特性作了初步的概括。现将本文中各章的论述要点概述如下:在第一章《<窦娥冤>死亡叙事研究》中,本人通过还原窦娥的文化属性及其走向死亡之前的心路历程,对窦娥这一悲剧典型的悲剧内涵重新进行了阐释。本人认为,当文本世界中的窦娥意识到残酷的生存困境已经在道德和现实层面剥夺了自己生存的希望,对道德的坚守也已经失去意义之后,死亡作为反抗生的绝望、挣脱生存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成了窦娥的一种期待。在第二章《民间审美情趣支配下的死亡叙事——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例》中,本人通过举例分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文本中死亡叙事的审美特征,认为在元明之交这一历史断裂期的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以奇为美”和“以惨为乐”这两种典型的民间审美情趣,对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代表的中国近世通俗文学文本中死亡叙事的操作过程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而民间审美情趣的强烈渗入,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文本世界中的死亡叙事在美学品格方面区别于“文人独创型”文本中死亡叙事的根本原因。在第三章《<金瓶梅>与<红楼梦>死亡叙事之比较》中,通过在死亡场景描写与死亡意象设置的审美特征、死亡叙事的意义指向等层面上对《金瓶梅》和《红楼梦》文本中的死亡叙事展开比较分析,本人总结指出,《金瓶梅》死亡叙述中丑陋而恐怖的死亡,是道德沦丧、法纪废弛的晚明乱世的一声丧钟,是惊现于仍在人欲之海中放纵自我的世俗男女头顶的一道暗示惩罚的闪电。而在《红楼梦》中,死亡本身不再只是充当一种具有道德惩戒意味的符号。一个个诗意而悲怆的死亡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座座带有强烈的悲剧意蕴的雕像,他们在把我们引向对民族历史的反思性批判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本身的一种悲剧性体验。在第四章《<牡丹亭>死亡叙事研究中》,本人认为,杜丽娘的“慕色而亡”,在中国的古典戏曲舞台上是一则极富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在精神分析学的视域中又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研究个案。在文化史的层面上,经由思想巨人兼文学天才的汤显祖塑造出来的杜丽娘,其在《牡丹亭》文本世界中的“非正常”死亡,在本质上讲是对“人性解放”的一次献祭,是汤显祖本人为自己的“言情”理论所作的一个具象化的注解。通过杜丽娘这位呻吟挣扎于礼教文化罗网中的女性的梦中爱情和伤情而死,剧作者以极大的道德勇气赋予了男女之间的原始生命冲动以灿烂、圣洁的色彩,使历代读者在情欲的奔放中感受到了源自于生命本源处的美丽和庄严。在第五章《<林兰香>死亡叙事研究》中,本人认为,将中国近世世情小说从“艳情”和“才子佳人”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林兰香》,其文本叙述的感伤意蕴深处充盈着强烈的悲剧精神,而凝结和传导悲剧精神的载体就是大量出现于文本的死亡叙事。通过对消解了“死”的恐惧和无奈的死亡场景和死亡意象的建构,《林兰香》不仅具有了以“死亡”作为救赎途径的悲剧精神,也使《林兰香》获得了优于“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美学品性。在对悲剧形象进行文化解读的过程中,本人认为,当文本中的燕梦卿清醒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悖论性的的生存处境只能在自己的生命永远停歇之后宣告终结时,燕梦卿也认识到自己的确需要一死。也就是说,当燕梦卿感觉到死亡的影子在向自己逼近的时候,她完全没有作出本能性的生的挣扎,相反,她是带着即将自我解脱的欣喜等候死亡的。在第六章《<红楼梦>死亡叙事研究》中,本人认为,凝结着文本创作者生命体验的死亡叙事,不仅建构起了《红楼梦》文本世界中最具诗化意味的生存场景,而且,在文本叙述的层面上起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内驱力的作用。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对《红楼梦》文本中死亡叙事的有效阐释,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理论视域的限制和束缚。本章借鉴叙事学及西方死亡哲学中的相关理论,通过解析《红楼梦》文本中死亡叙事的操作机制、哲学指向,以及贾宝玉的“死亡”原因,试图对《红楼梦》文本中的死亡叙事作一番相对比较系统的研究。在第七章《佛教视域下的死亡叙事研究》中,本人认为,根植于世俗文化土壤中的明清小说,其作为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品格的文学样式,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浸润和改造。尤其是在明清小说死亡叙事的具体操作方面,来自佛教文化的影响更是明显。本章以佛教的死亡观为参照,通过分析明清小说中死亡叙事的在文化层面上的功能承担,试图揭示出这种影响的客观存在。本章通过举例论述指出,在佛教文化的视域下,就文化功能的承担而言,明清小说死亡叙事中的“死亡”,既是今世显报的确证,又是转世显报的完成,同时,“死亡”又是文本创作者实施“色空教育”的经典案例。在第八章《死亡情结与悲剧文学的美学关联——兼论<桃花扇>的悲剧美学品格》中,本人认为,对真正的悲剧文学而言,其悲剧精神的内核中不能彻底剥离死亡的成分。悲剧文学文本世界中的死亡叙事,尤其是死亡叙事中的死亡情结,对文本悲剧精神的生成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文本创作者或文本世界的中心主人公主体意识中的“死亡情结”,在悲剧文本中又有三种存在形式:在感性体验的层面上,指呈现于话语叙述中的一种浸润了生的焦虑的悲感色彩;在精神分析的层面,指的是存在于生命价值指向中的一种虚无情绪;在人物塑造的层面上,指的英雄人格的消亡和犬儒主义的盛行。本章通过解析《桃花扇》的悲剧美学品格,试图对死亡情结与悲剧文学之间存在的美学关联进行举例说明。通过还原上述文本中的主人公在文本世界中的生存处境、文化属性,以及其死亡前的生命煎熬和死亡对其生存本身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死亡叙事中的死亡主体所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和个体生命的精神焦虑作出比较完整的揭示。最后,通过考察死亡叙事与所选文本的“形而上的性质”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指出,文学文本中的死亡言说、死亡叙事在精神内涵和意义指向上的蜕变,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真正具有了对人实施精神拯救的美学力量,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世的作家阵营内出现了真正的诗人哲学家——他们创造了使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