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产物,1980年代初路遥创作出高加林这一艺术形象。路遥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他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并试图把“真实”扩展到历史的广度与深度之内。路遥的介入意识难能可贵,同时引起怀疑与苛责。高加林形象的“遭遇”印证了现实主义艺术观念三十多年间的流变。高加林形象构造史以路遥触摸时代的真实出发,最终回到对于“真实”的重新认识,这期间高加林承载的意义得以改写、添加。高加林形象构造史也是一个寻求一种更具介入力度的艺术观念的过程。路遥出于关切农村知识青年命运的目的,把自己由乡入城的切身之痛转换到艺术创作领域。高加林作为与“十七年文学”相区分的新艺术形象,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意识,摆脱了阶级代言人的命运,但他很快进入另一种艰难地命运选择之中。他在拼命进入城市与充满忏悔地回到乡村之间遭遇心灵创伤。路遥对这一创伤感同身受,却无法对之进行真实合理地艺术化。出于“十七年文学”规约的无意识遵从,一方面,路遥在塑造高加林的过程中无法与这一形象进行对话,高加林成为他进行艺术说教的工具。另一方面,路遥对高加林的进城需求与他回归乡土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调和,这种调和缺乏艺术说服力,阻碍了路遥对“真实”的探求。雷达等研究者出自介入现实的自觉意识,把高加林界定为未完成的“农村新人”形象,回应路遥艺术追求中的得与失。经过重重努力,高加林被赋予了救赎意识与牺牲精神,他对自己命运的担忧扩展到对整个乡村世界的担忧,他作为黄土地之子,终究难以脱离黄土地。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对乡土世界的定义充满阶级伦理,雷达对这一负面因素进行清理,以保守渐进的观念对“集体”进行了重写。作为“农村新人”形象的高加林,触摸到了中国乡村的真实现状,尽管这份“真实”依旧难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划清界限。1985年以来,求新求变的艺术氛围衬托出“农村新人”形象的陈旧。李劼、陈占彪等研究者借助先锋文学思潮创造的艺术氛围和艺术观念,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相结合,创造出暧昧难名的独立个体高加林。作为个体的高加林形象,被添加了自我觉醒意识以及个人奋斗者的精神气质,有望成为绝对反叛与自由的个人英雄。这一界定清理了对高加林阐释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惯性”,也与先锋文学思潮对理性的怀疑保持距离,是暧昧又独特的存在,具有标识意义。这种艺术观念并没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是一种损失。然而,在“重返80年代”研究者看来,对于高加林的界定并没有那么理想而纯粹。整个创作与阐释过程都深深镶嵌在社会变革与文学史书写之中。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只探索了一种可能性,这种探索值得怀疑与反思。因此在“反思”意识的主导下,通过知识考古学等方法,文学史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得以呈现。路遥、雷达、李劼等人对高加林的塑造中,在遵从一种观念的同时回应了时代氛围,从而压抑了其他观念,也为高加林过分添加了不属于他的因素。在“重返”之下,高加林成为底层青年。他为了生存而进城,在进城过程与进城之后受到损伤,这就是他的真实处境。偏离这一处境,就不能说表现了真实。这一界定使得高加林成为失去自主性与对话能力的形象,误入底层的他得不偿失。高加林形象构造的过程是一个不同艺术观念进行对话的过程。参与者对时代问题的感知与回应,借助不同的话语资源为高加林添加意义,借以探求一种具有介入力度的艺术观念。在探求过程中,参与者对于话语资源的选择与运用,取决于他们的接受“惯性”。对接受“惯性”的遵循与突破,决定了他们介入现实的立场与力度,比高加林形象构造本身更加复杂,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