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学”虽然缘自于北宋二程及其弟子的传道、讲学活动,但是“洛学”语汇的转出却贞定在南宋洛学的传道时期。从历史视角来看,洛学在两宋时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二程创建的时期。此时程颢、程颐独创“天理”学说,借助于贡举制度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政治引荐逐渐走进了帝王经筵之学。然而二程这种道德主义式的儒学政治并没有得以推广,反而受到了哲宗皇帝与王安石新学的双重打压,几乎处于禁学困顿的境遇。在这种党禁之下,许多洛学弟子背离了宗门,只有杨时、游酢、谢良佐、吕大临等一些少数守道者持续着“洛学”体系的构建。其二,程门弟子传道的时期。程颐在晚年虽然遭遇“党禁之祸”,但也成为了“洛学”彻底走向学术路向的重要转机。程颐及其弟子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洛阳等地著书立说、收徒授学,这为“道学的南传”提供了文本与思想上的遗产资源。在这种薪火相传之中,“洛学”不仅在湖湘、川蜀、浙东、闽中等地区有所发展,还在朝廷中央受到了宰相赵鼎的推崇。由于洛学学人触动了高宗与秦桧的“求和”政治,所以又一次遭受禁学之厄,然而洛学“遍地开花”的文化格局已初步形成,这次禁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力较为有限。其三,朱熹、张栻、陈亮等人分化、转出的历史时期。随着洛学在地方上学术影响力的提高,闽学朱熹、湖湘学张栻、吕氏之学吕祖谦、永嘉学陈亮等人纷纷投身于洛学振兴的宏业中。在这种洛学共建的背景之下,程朱之学成为士子们追捧的学术文化,理学一时居于大宗的文化地位。此后,信道者赵汝愚(宰相)与大儒朱熹分别从朝廷政治与经筵教育的双向维度展开洛学的传道活动,最终这场政治文化改革胎死于外戚韩侂胄等人之手。直至理宗时期,洛学才得到皇帝与朝廷的首肯和重视,形成了一统天下之学的政治、文化格局。总而言之,“洛学”为宋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其不仅在思想上提供了一套新的儒学诠释范式,还在两宋朝政变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从另一方面而言,两宋政治的起伏变化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洛学在当时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