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状况的学术研究相当广泛,但学者们对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所逐渐运用的“军事外交”行为,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他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本文的假定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联合军事演习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我们考察中国如何看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有利于我们认识其寻求扩展国际空间的行为方式。　　 自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以来的近60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并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影响因素是民族主义,体现为克服历史屈辱和重新获得大国地位的愿望;另一种因素是实用主义,体现为邓小平在1978年发起并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政策。两种因素共同促使中国采取了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即致力于为国内发展谋求和平的外部环境。在不断投入资源以促进军事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也明确提出了称之为“新安全观”的安全政策。该政策建立在对安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多样化以及国家间安全合作重要性的认识之上。另外,为了缓解由于自身崛起和解放军现代化在周边地区所导致的关于中国意图的担忧和疑虑,中国将军事外交作为一种关键手段,谋求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大国建立合作和积极的国家关系。在2002年,中国首次将与其他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作为其军事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反映了总体上的外交原则,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因而引人注目。在中国参与的28个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中,包括了18个不同的演习伙伴,反映了中国全方位的安全政策。为避免使演习具有针对第三方的特征,中国在演习的频率、伙伴和地点的选择上都经过了慎重考虑,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国的演习日程上占突出地位。中国的演习伙伴主要包括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周边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同样有意思的是,当分析这些演习时,能获知哪些国家尚未与中国举行双边演习及其原因,日本与韩国两国即为此例。最后,通过观察中国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特征,即务实和循序渐进。中国首先选择简单的演习目标,并仔细评估该演习是否促进了其战略议程,在其获得信心和经验后逐渐扩大演习的范围。　　 对于中国将联合军事演习纳入其军事外交之中,美国的态度颇为矛盾。由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潜在的军事冲突,以及过去20年间发生的危机,使得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继续保持着谨慎和不确定的特征。尽管如此,双边都在寻求处理相互间安全关系的途径,而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接触正是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美国欢迎中国参予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联合军事演习能够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透明度,并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同时,美国也堤防着中国通过联合军事演习来限制美国进入中亚地区和成立更为正式的地区安全联盟的意图和努力。在中美之间唯一的一次海事演习中,美方对两国关于演习所采取的不同方式颇为沮丧。美国较为强调演习的功能性取向以及寻求技术和战术能力的提升,而中国则更加关注演习的战略和象征意义,而非实质内容。　　 对于将来的联合军事演习,北京当局和解放军内部仍存在争议。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际安全利益的逐渐拓展和解放军现代化的相应推进,证实了联合军事演习应该继续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部分。然而,尽管所有趋势表明解放军在将来会持更为外向型的姿态,但现存制度的滞后性可能会使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仍然保持在目前的限度之内。联合军事演习显著脱离了人民解放军昔日孤立的特征和秘密的组织文化。中国将持续周密谨慎规划其对未来联合军事演习的参予,以确保对军事演习的参予服务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并与中国的安全战略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