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于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当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执教的美国翻译学者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首次提出以“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并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和响应(方梦之，2003)。从此，翻译学科正式建立。此后十数年，翻译学经历了蓬勃发展，其中一些发展态势更是学界内人士所未曾预见。在这些新兴翻译派别中，其中一支便是名为“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派。后殖民翻译研究派是由后殖民研究和翻译研究跨学科结合而成。该翻译学派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现在译学领域，此后便一直保持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如今，主流译学研究再也不能对这一新兴学派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许多翻译学者也开始关注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而不少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翻译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新兴学派的理论及方法论创建。所有这些关注和努力也最终促使后殖民翻译研究成为翻译文化学派下的一个独立分支。正如其他文化学派一样，后殖民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也是文化及其他非文本因素，研究这些外在因素如何对翻译及翻译过程所产生影响。而从该学派名称便能看出，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是围绕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各种文化因素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讨论。其中，前殖民国家同前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权利关系，这种关系对前殖民地语言及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处于弱势的前殖民地如何力争通过翻译挑战这种不平等语言文化状态等话题都属于后殖民翻译研究讨论的范畴。本论文目的在于能将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新兴译学领域尽量系统并全面地展现给读者。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笔者不仅追溯了这一文化翻译学派的历史和理论根源，介绍其理论及实践发展情况，还不忘将该学派目前受到的批评言论陈列出来，以便读者在纵横和正反各方面有较全面了解并做出个人判断。为了使论文思路得以清晰呈现，笔者通过以下六个部分完成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介绍：引言部分首先简略介绍翻译研究的历史，区分翻译研究和翻译学两个概念的内涵之不同，并引入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新兴译学领域；随后便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研究现状进行一番认识——学界对其关注越来越多，相关文章和著作数量也不断增加，但多数学者只是对该译学领域的某一或某些因素进行探讨，或是局限于本国进行相关研究——正因如此，笔者希望尽量搜集资料对后殖民翻译研究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述评，让读者对其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和现状既有纵向的了解又有横向的认识。第一章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源泉——后殖民研究——进行了一番探索，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问题：其发展过程，中心议题和主要理论家。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对后殖民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进行了说明，预见了两个学科的合并，为整个论文起到了铺垫作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后殖民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发展情况。首先笔者随时间顺序分别探索了人类学家，后殖民理论家以及翻译学者对后殖民翻译学理论发展所作的努力及贡献；接下来则对该学派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讨论，显示该学派内在的一致性。第三章与上一章在内容上呈并列关系，主要探讨的内容为后殖民翻译研究学派的实践发展情况。本章主要选用了三个民族特色鲜明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方法作为实例，分别是：巴西的“食人主义”，印度的书写翻译，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边界写作。这些翻译实践都显示了后殖民翻译研究多元和创新的特点。第四章主要向读者介绍了该翻译学派自出现以来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所受到的批评。对于其中一些批评言论，笔者也做出回应谈及个人观点。但笔者不希望因此而影响到读者对该学派的解读；希望这些观点只是抛砖引玉，让读者也能对这些批评意见做出个人反应并逐渐对该译学派别形成自己的看法。在引言部分笔者首先对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主要特点进行了一番回顾性小结；然后将中国纳入后殖民翻译话语探讨二者兼容性，并提出希望——中国译学也能试着从本国历史和现状出发，像巴西和印度那样发展一套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