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促进健康老龄化成为国际社会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发展战略,加强老年体育健身则成为推进健康老龄化、推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借助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从“内、外”两部分,“微、中、宏”三系统,“个体、家庭、社会、社区及政府”五层面开展实证研究,探究当前我国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的现状及其理论解释,阐明老年人体育健身的驱动机制,对丰富和完善老年人健康管理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并能为完善个体、家庭、社区及政府等相关方在老年人体育健身中的作用角色提供理论依据和发展建议。方法:本研究通过三阶段抽样方法获取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3名有效老年人样本数据,采用国家体育总局设计的“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问卷”对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及相关的个体、家庭、社会环境、社区建成环境和政府政策等层面的信息进行了调查。运用SPSS、STATA等专业统计软件,采用多维列联分析、卡方检验及描述性统计等方法对老年人体育健身的水平及要素特征进行研究,识别了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异质性特征;采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多计量回归模型（Tobit模型、OLS模型、Logit模型、DID模型）等方法,对老年人个体、家庭、社会质量、社区建成环境及政府政策等层面对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的驱动机制进行探究,识别了各层面影响老年人体育健身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采用决策树模型对老年人体育健身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组合驱动的路径进行探究,识别了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的综合增益路径。主要结果:1.老年人体育健身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多数老年人体育健身以经验型为主,缺乏专业素养,尽管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参与水平、健身时长和健身强度处于较好的水平,但老年人健身项目选择的趋同性、体育健身的随意性和个体间差异性明显,且体育健身水平和各核心要素在社会人口学指标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2.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实证检验了老年人个体资本存量与体育健身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文化资本中教育水平与体育健身水平呈倒U型关系,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水平和坚韧乐观的心态以及技能资本中的运动技能水平均与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显著正相关（P＜0.001）;而专业知识水平、认知或态度、医护技能以及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均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3.基于“家庭功能理论”研究了家庭系统功能在影响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问题解决功能中家庭资源配置能力和家庭经济能力与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显著正相关（P＜0.001,P＜0.05）;家庭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反应能力与之显著正相关（P＜0.001,P＜0.01）;家庭行为控制中的正向激励行为模式与之显著正相关（P＜0.05）;家庭沟通水平、家庭角色、家庭介入及家庭行为控制中的反向激励行为模式均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4.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探究了社会质量四维度中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中的特殊信任、社会包容度、社会网络关系的数量水平和社会融合中的场地设施融合均与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显著正相关（P＜0.001）;社会经济保障中收入保障和社会赋权中的组织赋权与之显著正相关（P＜0.01）;利他主义中的接受他人帮助、社会认同中的人际认同与之显著正相关（P＜0.05）;社会融合中的体育信息融入水平与社会赋权中的健身意见表达赋权以及社会认同中的家庭和社区认同在与之微弱相关（P＜0.1）;而社会网络关系的质量水平与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显著负相关（P＜0.001）;体育消费、一般信任、为他人提供健身帮助与赛事活动融入水平等均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5.基于“DPSIR模型”探究了与老年人体育健身相宜的社区建成环境指标,研究发现,邻里美学中绿化环境与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的关系呈现正V字型分布;社区治安环境与60-69岁的城市老年人的健身水平显著正相关（P＜0.05）;生活服务场所中休闲娱乐场所可及性与之显著正相关（P＜0.01）,休闲餐饮场所可及性与60-69岁女性老年人的健身水平显著正相关（P＜0.05）;15min步行或骑行范围缓冲区内健身休闲场地或设施可及性与之显著正相关（P＜0.05）;交通环境中,居住区及周边的可步行性水平与之显著正相关（P＜0.05）,交通通达性在与之显著正相关（P＜0.05）;而清洁环境、空气环境、步行/骑行环境安全性、便利店/超市等生活服务场所、土地混合利用度、交通规范性和交通便利性等均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6.基于Evert Vedung的“政府干预实质效果”视角及“DID模型”验证了健身政策效果对老年人体育健身的驱动作用,以及政策价值认知和实施影响差异带来的健身水平的异质性,结果发现,健身文化和健身活动的政策推进效果与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显著正相关（P＜0.05,P＜0.001）;而健身设施的政策推进效果却与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显著负相关（P＜0.01）;健身赛事、健身组织和健身指导均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认同健身政策作用价值的老年人的体育健身水平比不认同的老年人显著高出4.335个单位;对政策产出有所获得的老年人的体育健身水平比未获得的老年人显著高出3.458个单位。7.基于“安德森行为模型”验证了老年人体育健身个体、家庭、社会、建成环境和政府政策各层面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因素间组合驱动带来的健身水平增益,结果发现,各层面驱动因素的影响作用均在0.05及以上的水平显著;老年人体育健身行为决策模型有10个模型决策点,和12条组合增益路径。主要结论:1.我国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个体随意性和个体间差异性明显,主要是多数老年人不能科学平衡健身时间、强度与频次等要素间的均衡关系。2.老年人个体、家庭、社会、社区环境和政府政策中的部分要素通过提升外显心理因素建设和专业运动技能水平、强化家庭问题解决能力和积极情感干预、优化社会包容互助的价值氛围和组织赋权、保障社区及周边健身休闲设施可及性和交通环境、推进健身文化和健身活动的政策效果以及健身政策的价值认知及实施获得感等,对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构成了当前我国老年人体育健身的驱动力,增强这些因素对提升健身水平具有显著作用。3.老年人个体、家庭、社会、社区环境和政府政策中的少量要素经由社会网络关系质量的限制、社区认同水平以及健身设施政策等发展的不足,构成了当前我国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制约因素,规范这些因素对改善健身水平具有重要作用。4.文化资本、健康资本、家庭沟通水平、社会一般信任、土地混合利用度、健身赛事政策等要素尚未直接对当前我国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产生驱动作用,但这些要素在内部与外部联系中存在交互和相互转化的作用,构成了提升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的潜在驱动机制,引导这些因素有利于开发健身水平增量要素、促进组合驱动。5.心理资本是驱动老年人体育健身行为的核心,社会质量是驱动老年人体育健身的最重要外部因素;行为改变的决策节点是决定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的关键,组合驱动是促进老年人体育健身水平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