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为了摆脱危机,从1903年开始陆续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内容主要是引入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工商业制度,但是从改革的结果来看,总体来讲这次变革不能算作是一次成功的经济改革。对于晚清政府的这次改革,以往学者多用历史学的考证方法,从政府行为或法规的角度予以解释。笔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道格拉斯·C·诺思提出的产权、国家、意识形态为框架的制度变迁理论着手,结合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中残缺的私有产权习俗与“抑私”观念,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理论对这一历史现象做出新的解释,并从这一案例中总结出一些以供当代借鉴的经验教训。本文拟从非正式制度理论角度出发,用一个逻辑过程来解释晚清工商业制度变革失败的原因。逻辑起点是非正式制度的延续,并从意识形态刚性的角度来解释其延续的原因;然后是非正式制度与引入的正式制度的冲突及其表现,并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角度去分析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发生冲突的原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导致正式制度的激励功能不能正常发挥,接着描述私有产权残缺习俗与“抑私”观念下的商人行为,并从产权的激励功能角度对商人行为做出解释;最后,通过正式制度的激励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以及意识形态刚性而导致的改革的高交易费用的理论分析来解释制度实施的效率低下,最终导致晚清经济改革的失败。限于笔者水平,文中尚存一些不足和局限,首先,导致晚清工商业制度变革中商办企业短暂发展与停滞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正式制度的缺陷、政府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冲突,通过本文的论证,非正式制度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非正式制度的依附性和无法衡量的特征,笔者不能准确判断非正式制度与商办企业发展和停滞的相关程度,由此就不能得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与停滞,甚至没有把握判定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冲突是造成商办企业发展与停滞的主要原因。其次,近代中国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是引入西方思想与旧有传统思想碰撞和较量的时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思想家诊断中国传统,一方面认为缺少个人精神,是整体主义的;另一方面又说没有团体精神,是极其个人主义的,所以在这多种思想并存的情况下要探究出“抑私”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