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与否攸关其实施成效继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福利的改善。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较为疲软,我国面临经济“新常态”且处于结构改革攻坚阶段,政府多次强调“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背景之下,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转换成本的大小及其变动是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时应当纳入考量的要素。然而,梳理相关领域研究脉络,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研究却存在分歧,遗漏了对鲜被测度但发挥作用的“转换成本”的考量,可能是诱因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开拓性地引入转换成本,并使用KKV模型对其进行估计,是聚焦于我国银行信贷市场的一次尝试。论文剖析了银行业市场结构、转换成本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基于模型推导与研究设计,使用我国12家上市银行2007-2015年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银行业市场结构经由转换成本影响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即转换成本充当了银行业市场结构作用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中介变量。由于信贷渠道产生作用的前提之一为市场的非完全性,伴随银行集中度的下降,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程度得以缓解,转换成本随之下降,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则因此更为通畅。第二,我国存在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且银行集中度及转换成本的下降将增强其传导效果。首先,央行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有效地控制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量变动情况。其次,银行集中度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率的阻碍作用印证了“银行业市场结构——信贷渠道”假说。而转换成本会阻碍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传导的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状况下由信息摩擦所致的“客户锁定”效应。第三,银行集中度与银行渗透显著正向影响转换成本。一方面,较低的银行集中度伴随着较低的转换成本。另一方面,转换成本在银行渗透程度更深的市场之中往往更为高昂。第四,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方面,小规模银行由于其资产水平在政策紧缩冲击时无法支撑足额的贷款发放,同时亦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融资,因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宏观控制变量方面,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对信贷量存在负向影响。论文的贡献在于测度了我国银行信贷市场的转换成本,并在揭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过程中,银行业市场结构及转换成本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做了尝试,力求为我国宏观调控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的不足之处为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样本仅涵盖上市银行数据,且难以满足对转换成本中介效应更深入研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