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不同种族的移民拥有各自的宗教、语言和文化。他们虽然拥有共同的“新加坡国籍”的政治身份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建立。民族“想像共同体”依赖于社会最小成员彼此连结的意象，是理想化了的“人民全体"的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远景’”。这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它指涉着“共享的意义”，是一种超越政治认同的“文化认同”。国家意识形态可以渗透在社会符号机制的方方面面，提供“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塑造民族“想像共同体”。旅游符号机制就是其中之一，它从一个侧面描述、甚至部分定义了“新加坡特点”和“新加坡文化”。这些最终通过建构抵达大众的符号，省略了背后各种力量讨价还价的过程的过程。本文尝试解读新加坡的旅游文本，还原其背后被隐匿的“国家意识形态”。论文的第一章交代了“非常新加坡”旅游口号诞生的背景，分析了旅游文本中所塑造的“两个融合”的新加坡整体认同，即“多种族的融合”和“现代与传统的融合”。这“两个融合”提供了一个策略性的“想象空间”。“多种族的融合”回应了新加坡社会存在的“多种族文化认同碎片化”的问题；“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又恰好回应了“代际文化认同碎片化”的问题。“两个融合”将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捏合。本身具有潜在矛盾的元素相交了。第二、三章是论文的主干部分，分别论述了“两个融合”中的“多种族”认同、“现代”认同和“传统”认同。笔者描述了旅游文本所塑造的“伪理想现状”(Pseudo-events)，与现实情况作出对比，从而剖析藏匿在旅游文本背后的文化议程和政治议程。脉络如下表所示：旅游文本里强调“多种族的融合”，多处出现种族间“互敬互助”、“和睦相处”的描述，传递着亲密无间的同胞之爱，吻合官方“新加坡民族”的话语。这种认同与种族“和平划清界限”的现状并不相符，它是“受到威胁的上层阶级”对群众性方言种族所产生的反应。如果地方“种族”对国家整体“民族”造成威胁的话，那么“民族认同”的使命便是经由社会符号机制包装成为合理现状或是“历史宿命”，从而对“永无止境”的经由交配传递下来的“种族认同”进行实质上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文本中的“多种族融合”其实是一种“文化整合”：在不抬高或压低任何一族文化的前提下，把多种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并将这种融合命名为新加坡文化，从而唤起“共同体精神”。在文本操作中，“多种族融合”的话语附和了政府对于种族的制度化分类：旅游文化区的设置强化了每个人极端清晰的自我种族想象。文本将种族与宗教勾连，同时又世俗化了宗教。宗教神圣而层级的旧世界观的没落，虚席以待“民族”这种世俗而水平的共同体想象。旅游文本强调“现代"认同。突出新加坡是给人“无限惊喜”的“花园城市”，也是代表“新亚洲”的“东南亚中心”。这两个称呼几乎成为了新加坡的代名词。当新加坡被“现代化”的新命名包裹起来时，新加坡人也被卷入其内。来自社会符号机制的话语强刺激，在每个新加坡人的头上扣下了“花园城市居民”的光环。持续的刺激有助于改变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意识内部的深刻变化会随之带来其特有的健忘症——忘记这个如今“新”的、“现代”的城市曾经“旧”的一面，忘记他们自己的移民后代身份。这种“源自新加坡民族自体的强烈认同”是一种“文化覆盖”——让新加坡认同成为一种统摄全体的一致性，笼罩在四分五裂的种族认同之上，成为社会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想象关系的权威表述。最新的“非常新加坡”口号下的“两个融合”，强调新加坡“现代”的外貌里装着“传统”的灵魂，指向文化的历时性，关心那些过去有的、希望现在仍能起作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种混搭意象挪用了“传统”，对之前过度的“现代”认同造成的“西化”问题进行扭转或弥补。通过这种世俗的话语，时间的鸿沟被填平。一条叙述之线穿越过同质而空洞的时间，“新”与“旧”被理解为共时性的。这种意义解说，与其说是对传统的继承，不如说是对传统的“复制”。正是因为传统已经丧失殆尽，旅游符号机制才有这个可能、才有这个权力、也才有这个必要“为死者发言”。通过这种无限的可复制性，传统文化景观再现历史以释放出某种压力。对景点的每一次参观、对旅游文本的每一次浏览，都是对权威意志的一次膜拜，都是一次修复共识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