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思想文化的逐渐放开,一些被忽视甚或是误解的文化人物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梁实秋即在其列。发展到今天,学界对梁实秋的研究已取得较大推进,但在梁实秋文学批评对美国新人文主义之接受关系的考察上,仍存有可继续开拓的空间。本文即以此为基础,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依次引入“学衡”派、新月社和鲁迅为参照,尝试以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再造为主线,用动态的视角考察和解读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力图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语境中呈现其自主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对比梁实秋与“学衡”派的文学实践可以发现,二者虽师出同源,但在对新人文主义的解读上却有着相当不同的思想路径。“学衡”派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主张融通中西文化,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价值,故而他们对新人文主义的引介更多关注于中西方文化的讨论。对“学衡”派而言,新人文主义是他们仰慕追求的文化理想。而梁实秋则在新文化的基本立场上借鉴新人文主义理念,吸收其观点以构建自身批评体系,试图为新文学树立新标准。也就是说,新人文主义之于梁实秋乃是其开展文学批评的理论参照。本着为新文学确立新标准的目的,崇尚自由独立的梁实秋选择了同样标举自由的“新月”作为其批评阵地。以《新月》为平台,梁实秋展开了一系列文学批评实践,并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普遍的固定的永恒的人性”上,形成了以“人性”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梁实秋的“人性论”主张既有对新人文主义的借鉴,也有其自主的调整改造,涉及到了文艺与政治、人性与阶级性等核心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然而由于“新月”原本就是个松散自由的团体,所以梁实秋身在其中,虽被视为新月派的“理论旗手”,但实际产生的辐射力却相当有限。以“新月”为阵构建新文学标准的同时,梁实秋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阵营展开了论战。一方面,梁实秋借助新人文主义观点,以“人性论”和“天才论”对抗左翼文学的阶级论主张,并依据论战情势进行自我调整,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也具有较为鲜明的理论风格。而另一方面,新人文主义原有的关于人的平等价值和等级设定之间的理论冲突也被梁实秋进行了绝对化处理,从而更加突出地呈现在其文学批评中,成为真正限制其理论发展的内在矛盾。当然,梁实秋及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固然有着难以回避的缺陷,但唯其如此,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梁实秋才是特殊而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