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在曲折中逐步提升,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机制和政策的作用下,工业化推动中国城市化率快速发展,人口和劳动力也按农村、小城镇、大城市逐层迁移,吸引劳动力涌入大城市的不止是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丰富的消费选择,大城市的高工资可能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伴随我国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各个城市的工资水平较建国初期均已显著增长,但是工资水平在全国不同城市的分布仍不均衡。事实上,学者们也早已关注到了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工资溢价现象,且多数认为在城市规模与工资之前存在着显著正向关系。此外,劳动力在教育背景、经验能力、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别可能会使异质性劳动力在大城市中受益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在验证城市规模工资溢价存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作用于异质性劳动力的不同效果,并研究其传导路径。为深入研究上述问题,本文在基础理论之上梳理了现有关于城市规模影响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四条理论机制,即生活成本补偿效应、集聚效应、劳动力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能力群分效应。基于城市规模和工资收入现状分析,各规模城市的平均工资都实现稳步增长,但同时存在城市规模越大,溢价比例越高的特征。为进一步实现定量分析,本文将CLDS2014、2016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和2013年、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资料中的城市数据进行匹配,利用混合横截面数据基于Mincer方程构建模型实证考察,并进行了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此后,本文按教育程度、认知能力、社交能力三个维度分别划分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了异质性讨论。最后,在机制检验部分,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补偿效应、集聚效应、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三条机制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各条机制在异质性劳动力子样本中的作用差异。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基于CLDS微观数据看,中国城市规模与工资收入正向相关。在控制个体、企业行业、城市特征后,总样本名义月工资收入对以市辖区人口规模表示的城市规模的弹性系数为0.069,在1%的水平下显著。若以市辖区年均人口与全年GDP之积作为城市规模新的代理变量,则溢价系数为0.036。在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解释变量、在受限样本中回归、考虑内生性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情况下,基本结论依然稳健。第二,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具有高技能偏向性,学历、认知能力、社交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工资升水均更高。本文用CLDS问卷中的问题按三个标准划分高、低技能劳动力,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教育高、低技能的溢价系数分别为0.124、0.093,两组认知高、低技能的溢价系数分别为0.081、0.048和0.066、0.043,两组社交高、低技能的溢价系数分别为0.059、0.052和0.061、0.059,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三,生活成本补偿效应是城市规模对工资作用的一个传导途径,该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且主要作用于低技能劳动者。以最低工资表示的生活成本中间变量通过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进一步构造最低工资与城市规模的交叉项,在异质性群体中回归,教育、认知、社交低技能子样本中交叉项系数均为负,且分别在10%、10%、5%的水平下显著,而在高技能子样本中最低工资及其交叉项系数不显著。第四,集聚效应也是城市规模对工资作用的传导途径,该效应对高技能劳动者作用更强,且其对工资的正向作用与城市规模的工资升水存在一定替代效果。以城市就业密度表示的城市集聚的学习效应中间变量通过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进一步构造就业密度与城市规模的交叉项在异质性群体中回归,教育、认知、社交高技能子样本中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在各低技能子样本中不显著。交叉项系数为负,在各高技能子样本中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五,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也是城市规模对工资作用的传导途径,该效应对各个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工资均有显著积极影响。以技能培训表示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中间变量通过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进一步将表示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的虚拟变量放入模型,教育高及低技能、认知高及低技能、社交高及低技能群体中技能培训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79和0.052、0.054和0.058、0.041和0.100,均在1%或5%的水平下显著。针对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充分发挥大城市具有的工资溢价等优势,不要过多干预人口流动来抑制城市规模扩大。第二,城市政府和个人在以学历作为划分人力资本水平标准的基础上,应同样将认知、社交等能力纳入评价体系。第三,城市应使农民工等低技能群体获得可以长期居住的基本保障,真正融入大城市。第四,中小城市可以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更多高人力资本流入来弥补城市规模带来的差距,增强城市的经济吸引力;第五,城市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劳动力提供再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使各个技能的劳动者共享城市发展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