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在其“人体测量学”中将女性身体贬低、物化为“活画笔”,并以此突出、强调他作为唯一创作主体的男性权威。即使克莱因本人远离制作过程,他仍旧通过指挥女性来改造女性的身体——不仅可以被男性的目光所物化,而且作为一种“被动”表达方式最终用于强化父权制价值观。针对克莱因对女性的“剥削”和异化,诸多艺术家和女性主义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和质疑,本文通过梳理重要的反思路径和表达策略,包括反讽、戏仿、挑战和批判,解析艺术史中不同性别意识阐释的视域及框架,尝试还原或重现被遮蔽的女性主体性。本文第一章为“主体性”研究的认知差异。以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与露西·伊利格瑞（Lucy Irigaray）对“主体性”研究的分析为理论基础,探讨菲勒斯在性别主体构建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以及怎样在强调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构建女性主体性。第二章通过克莱因的一系列行为作品分析他对权威的追求过程以及女性主体性缺失的表现。尤其是“人体测量学”中将女性比作“活画笔”的做法,克莱因在剥夺女性创作主体地位的同时对女性进行物化,利用服饰保持与绘画对象/模特的距离,维护了自身外部的“洁净”与内部作品的感性氛围。第三章探讨女性艺术家针对克莱因创作方式作出的不同对话策略,凡妮莎·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通过对女性剥削来延续克莱因的“男性化”权威,而卡洛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是通过对女性身体和身体印记的探索挑战克莱因将女性身体工具化的做法。第四章则以后现代黑人女性艺术家阿德莱德·达摩阿（Adelaide Damoah）为例,她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被看作是对克莱因人体测量学最有力的女权主义回应。从克莱因作品中的男性导演到达摩阿作为女性主角的主体转变,达摩阿重新定义了黑人女性身体的描绘方式,解构了刻板印象,对个人历史的探索与女性谱系的重建作为达摩阿建构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手段,同时是对克莱因“人体测量学”的后现代超越。本文不仅是呈现克莱因与几位女性艺术家的主体性对话,梳理不同艺术家在面临女性客体化时的策略,更重要的是揭示在行为艺术中的女性主体性从缺失到建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区分出不同的主体性建构策略,最终探讨女性主体性建立的可能性问题。本文或有理论价值和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将艺术家的创作置于性别关系系统之中进行考察,指出不同性别的艺术家在创作结构上具有相似之处却呈现出不同的性别意识。具体到克莱因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印记与达摩阿用自己身体创作的女性印记进行对比分析,去发掘女性身体在不同性别中对于主体性建构的意义。其次是对于女性艺术家阿德莱德·达摩阿的研究,国内外缺少对她作品中身体印记的分析,而对艺术家本人的采访等大量一手资料,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大量的创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