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大国都在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谋求新经济增长点。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阶段，如何化解困境、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路径，无疑成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新常态下，以制度创新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以科技创新来驱动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是推动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此，分析实践最为成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三国相对技术水平的变迁及影响机制，可以为中国制造业如何攀升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政策启示。　　自由贸易协定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自由贸易区又是自由贸易协定的产物。自由贸易协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并得到广泛发展。二战后，区域贸易协定得到空前发展，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作为见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签订后，促进了美加墨三国贸易、技术和投资的巨大流动，加速了美加墨三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提升。但各国技术增长效应有多大，各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形成了怎样的利益格局，均有待更进一步的挖掘。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日渐深化，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因此美法德日韩等发达工业国的制造业产品均位列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却只能沦落为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制造加工厂”。因此，本文研究了NAFTA3国和非NAFTA36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决定因素，探讨了这些因素对相对技术水平的变迁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中国可以采取哪些举措来提升本国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为探究以上问题的答案，本文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章为绪论，陈述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全文研究框架思路、内容和方法，并对文章涉及的有关术语和可能的创新点给予说明。　　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铺垫。本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技术转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内容要点进行回顾，再进一步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和综合效应的文献进行梳理，为本文研究打下理论基石。　　第三章重点概述NAFTA并评估其区域化效应。本章首先概括阐述了NAFTA建立背景与动因、时间进程、内容要点及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织架构与特点，然后重点分析了NAFTA对美加墨三国所产生的贸易效应、投资效应和技术效应，发现墨西哥进出口贸易增速最快，美国和加拿大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三国均产生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墨西哥技术增长效应最大且技术进步增速最快，加拿大技术增长效应较大且技术进步增速最慢，美国技术增长效应最小且技术进步增速较大。　　第四章在第三章基础上围绕技术进行深入剖析，分别计算NAFTA3国和其他36国14个制造业2005年的相对生产者价格对应相对生产率、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对NAFTA国家和非NAFTA国家的生产率分布指数进行了回归估计，利用EKS模型测算了1995-2011年39国14个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客观反映了各国相对技术水平的变迁情况，发现相对生产者价格所衡量的技术水平对两国出口有显著正向作用，NAFTA国家1997-2005年出现生产率集聚效果，所估生产率分布指数值正常。　　第五章实证分析NAFTA国家相对技术水平变迁的影响机制。首先将NAFTA国家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变迁分为4个阶段，再从EKS模型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因素、技术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等不同层面考量各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变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无论是全样本、NAFTA国家样本、非NAFTA国家样本还是区分产业检验，非居民专利申请数、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出口占产品总出口的比例、人均GDP对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主要产生正向的显著作用。　　第六章从国际关系角度剖析NAFTA国家相互依赖关系与技术权力的变迁，重点关注美加、美墨、加墨三组双边关系中技术和经济权力配置格局如何。运用技术贸易依赖度、经济自由化依赖度、技术依赖度和金融依赖度等指标来测度相互依赖关系，发现美加、美墨和加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历经三大变迁进程，在此过程中美国掌控的技术和经济权力最大，加拿大较大，墨西哥最小，实证分析还表明技术权力与经济权力互为因果，共同助推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　　第七章总结各章的主要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存在几大新的亮点:　　第一，具有新的研究视角。将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定）和科技创新两大热点整合到一起进行研究，目前来说在国内相对较为少见。通常人们较多关注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但关注技术效应的相对较少。本文将EK模型和EKS模型引入到北美自由贸易区来分析其相对技术水平变迁动态，当然还加入了非NAFTA国家样本同步进行分析，以便进行对比。　　第二，新增了要素变量。在分析NAFTA国家和非NAFTA国家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变迁的影响因素时，不限于EKS模型变量，还新增人均GDP、GDP等经济变量、向内和向外FDI等资本变量、非居民专利申请数等技术变量、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品出口的比例等技术转移变量、以及政府技术补贴等政策变量进行分析。应该来说，考虑更加全面，不受模型解释变量的限制，还考虑到了经济发展实际过程中会涉及的一些变量可能带来的影响。实证结果也证明，人均GDP、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品出口的比例、政府技术补贴等因素确实对各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产生或正或负的显著影响。　　第三，文中引入了相互依赖理论来分析技术权力的变迁，还分时间、国家和产业异质性来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相互依赖理论中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指标来分析美加、美墨、加墨关系，划分各自的变迁进程，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三组双边关系的演变进程。同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法对NAFTA国家样本、非NAFTA国家样本从时间异质性、国家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角度分别分析各影响要素的作用，使得分析更加深入的同时，还为NAFTA国家和非NAFTA国家如何提升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提供了可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