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陵，字孝穆，南朝梁、陈之际著名文人。在梁代，徐陵弱冠登朝，以“徐庚体”著称；入陈后，徐陵屡居高位，是为政亮直的朝廷重臣，更是文名卓越的“一代文宗”。一方面，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考证徐陵的人生经历、仕宦沉浮来探究徐陵的思想心路经历，以及徐陵作为南朝士族的学术文化修养和行为风尚。另一方面，作为梁、陈文风的代表，《玉台新咏》的编撰者，驰誉南北的重要作家，对徐陵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重要和极其必要的课题。本文共分为六章。本文首先对东海徐氏徐陵一族的家族世系、家世背景，以及主要家庭成员的生平作了简要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东海徐氏徐陵一族祖籍东海郯城，是随晋王室南渡的士族之一；东海徐氏在两晋、宋、齐地位较低，属于次等士族；梁代以来，作为新兴文学士族，其家族地位开始提高；入陈后，凭借徐陵的文学才能和政治地位，其家族的声势达到鼎盛，跃入一流士族行列。本章以徐陵梁朝仕历、滞留北朝、仕宦陈朝三个主要阶段为层次加以划分，并结合徐陵诗文，对其生平仕历中史焉不详的阶段加以补证。徐陵初入仕途任职于晋安王萧纲幕下，萧纲入主东宫后，徐陵随侍东宫，是为萧纲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梁武帝太清二年，徐陵“妙简行人”，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于邺下，于促进南朝文学北传甚有力焉。徐陵人生的转折期是羁旅北朝的七年，改朝换代、国破亲丧、漂泊异国的耻辱辛酸促使徐陵家国之思的强烈迸发，这些都为其文学创作开辟了另一番景象。入陈后，作为前朝士族，以及倡导禅代的功臣，徐陵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逐渐升高。从政过程中，徐陵勤于吏治、公正严明，展现出梁、陈新兴士族实干任事的从政风尚。作为有陈一代集朝廷重臣和士林领袖为一身的重要人物，徐陵在陈代掌握着品擢选举之权，这是梁、陈以来，次等士族地位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传统高门主导政坛之明证。南朝以来，经学、玄学、佛学互相渗透、兼容并蓄，经学通常是士族高门世代相传的学术，而玄学、佛学则深深渗透到了南朝士族的思想领域和日常活动中。虽然南朝是儒学中衰时代，但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之下，南朝儒学出现了短暂复兴，突出表现为对于礼学和《孝经》的研习。徐陵家族作为新兴文学士族，虽无家世业儒之深厚学术传统，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儒学修养，比如对“礼”的精熟，对忠、孝之道的实践。梁、陈思想文化领域更为鲜明的特色是佛教的兴盛，梁武帝是为君主佞佛之极致，而陈朝诸帝多效其举。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徐陵家族自其父徐摛起，便表现出对于佛教的极大热忱，向下之影响及于徐陵、徐孝克兄弟，以及徐陵诸子。徐陵一生中最重要的佛教活动就是与天台初祖释智顗的密切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徐陵为天台宗在陈代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徐陵也是梁、陈士族中精熟义理之典型，徐陵的菩萨信仰，他对于佛性论、般若、涅槃诸说的领会在其文章当中多有体现。第三章是徐陵诗歌研究的第一部分。在探讨徐诗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之前，本章对徐陵诗歌中作者存疑的篇章略加考辨。由于徐陵诗歌风格较为单一，也缺乏鲜明的时代标志，故不易系年。基于此，本章结合同时代文人和徐陵所属文学集团的创作，结合梁、陈社会思潮，齐、梁、陈三朝的文学风尚，对徐陵应制奉和诗、边塞乐府、《折杨柳》等篇目的创作年代作了考述，力求尽可能明确徐诗的创作年代。本章主要围绕四个主要问题进行论述。第一，徐陵乐府诗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多用横吹曲调，且徐陵横吹乐府在音乐性和文学性上直接继承“梁鼓角横吹系统”。第二，徐陵乐府诗中边塞题材乐府成就较高，其作品体现出主题上的集大成性，艺术上融合南北之长的优势。以上两点是南朝后期北朝文风南渐，齐梁“赋题法”，文学集团交流唱和，徐陵使北经历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在研究徐陵文人诗时，本章主要讨论了徐陵诗歌中游宴、抒情两类题材，并希望以此证明徐陵诗歌深受齐、梁恒调影响的一面。一直以来，徐陵被视为南朝宫体诗之代表而饱受非议。本文第四章试图通过对“宫体”内涵的辨析，对徐陵“闺阁题材”诗歌的分析，将徐陵女性题材诗歌与“徐庚体”、“宫体”进行对比。并以上述分析为基础，论述徐陵不是宫体诗人，徐诗也不可等同于宫体，徐陵诗歌的自身价值不容忽视。作为六朝贵族社会的特殊产物，骈文的生成环境决定了徐陵骈文既是实用的文体，也是审美的文体。从实用性来说，骈文与徐陵的仕途、政治活动，甚至南北朝社会的政治历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徐陵骈文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本章还试图揭示这一特征于徐陵骈文思想内涵、表现范畴的重要影响。当然，徐陵骈文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其审美价值。本章沦述了徐陵骈文在体物描摹、抒情达意、说理议论时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和审美价值，重点阐述了用典、俪辞、借代、炼字、夸饰等艺术技巧对于徐陵骈文审美风格构成中的作用和意义。徐陵骈文不仅仅表现出工整华丽的美感，更涌动着勃勃生气。伴随着徐陵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徐陵文的文气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遒劲激扬到沉着老练的变化过程。所以，用“文章老更成”来形容徐陵骈文也未尝不可。第六章围绕徐陵与《玉台新咏》展开。本章首先对《玉台新咏序》加以分析，将《玉台新咏序》和其它文集的序言作对比，并结合史料，确定《玉台新咏》的编撰者就是徐陵，以作为本章立论的前提。考虑到南朝门阀制度的实际，本章以籍贯门第为标准，对《王台新咏》所录重要作家的生平略作考证并加以归类。本章主要沦证了《玉台新咏》成书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左右，是为宫体服务的范本。并在行文中具体阐述了《玉台新咏》对宫体追源流、述演进的作用，另有以史为纲对中古女性题材的归纳、整合意义。《玉台新咏》的编撰无疑是以贯彻萧纲宣扬宫体的意图为前提，但在具体执行中也体现出悖离“宫体”之诸多特征，这应该是徐陵本人文学观的反映。所以，本章结合《玉台新咏》“缘情”之内涵，“温柔怨籍”的选诗风格以及选诗体裁来阐述徐陵的诗学观，并作为对第三、四章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