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存在较为严重市场分割的典型事实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并在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及。已有文献研究了地理距离导致的自然壁垒、方言等文化要素导致的社会壁垒和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制度壁垒对我国市场分割的重要影响,但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官员腐败诱致下的市场分割这一典型现象却缺乏足够的关注。腐败是一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在我国转轨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对辖区经济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其对辖区内企业提供政策性资源的有偏性供给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构成腐败的重要来源。基于腐败行为的高风险性、隐秘性和相互依赖性,在长期的利益交换中,地方政府官员与辖区企业逐渐构建了紧密联结的非正常关系网络,形成浓厚的地域圈子文化,对圈子之外的人和事则多加排斥,对异地企业进入和资本跨区流动形成明显的阻滞效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官员以公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腐败行为也是导致我国市场分割、资源流动不畅的重要原因。但是现有研究要么难以区分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机在政府行为和政策选择中的作用,要么都假设官员发展经济的方式都是合法的,这就导致学术界对于腐败诱致下的市场分割及其治理机制缺乏应有的关注。“治国之道,治吏为要。”打击腐败是引领国家稳定前行的基础保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反腐败政策的出台以及纪委监委的监督治理无不昭示着党和国家对根除腐败问题的决心和净化政商环境、重塑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信心。近年来,中共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本着“打虎、拍蝇、猎狐”的原则处置了一大批腐败干部,产生了广泛的威慑效应和治理作用。那么,中国的反腐治理能否打破由地区官商非正常关系网络导致的区域间人为壁垒和市场分割状态,优化当地的政商生态和投资环境,促进资源流入与区域一体化,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呢?无疑地,企业之间的异地并购是地区间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转移或移植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方式。有鉴于此,本文以异地并购为切入点,研究地区反腐治理与资源跨区流入的关系,考量反腐治理所产生的引资效应、相关异质性特征及其对提升异地企业绩效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以200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为基础样本,利用省委书记或省长腐败落马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目标企业所在省份（简称“目标省份”,下文中“地区反腐治理”均指“目标省份反腐治理”）反腐治理对异地企业并购的影响、异质性及其经济后果。首先,本文检验了地区反腐治理对异地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其次基于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的不同情景考察了地区反腐治理影响异地企业并购决策的横截面差异,最后从异地主并企业的长短期并购绩效和目标省份经济增长水平的双重维度检验了地区反腐治理与异地企业并购的经济后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地区反腐治理对异地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腐败衍生的地方政府官员与辖区企业之间紧密联结的非正常关系网络,形成了地域圈子文化,阻碍了异地企业并购和资源跨区流入,加剧了市场分割。而地区反腐治理能够产生广泛的威慑效应和治理作用,很大程度上切断腐败官员与辖区企业之间不正当的政商关系联盟,净化地区政商生态和投资环境,消除阻碍区外资源流入的人为干预因素,重新激发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一种投资环境的良性转变,有利于吸引异地企业并购和外来资源流入。与理论分析相一致,本文的实证检验也发现,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地区反腐治理使得辖区企业更容易被异地企业并购;从宏观省份层面来看,地区反腐治理使得区内异地并购流入数量和价值量均明显增加,支持并佐证了微观层面的结论。由此说明,地区反腐治理打破了区内政商之间的非正常关系网络,净化了地区政治生态和投资环境,显著促进了异地企业并购和资本跨区流入,产生了引资效应。可见,地区反腐治理是加速资本跨区流动、降低我国市场分割程度的关键之策。第二,本文基于异地主并企业相关特征的异质性、异地主并企业所在省份相关特征的异质性以及目标企业所在省份相关特征的异质性,考察不同情景下地区反腐治理影响异地企业并购决策的横截面差异。实证结果显示,从异地主并企业自身的特征来看,地区反腐治理之后,当异地主并企业的成长性越高、盈利能力越强、债务融资成本越高、受产业政策支持以及创新水平越高时,越容易并购区内企业,进入该地市场;从异地主并企业的来源省份来看,与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省份相比,来自于经济发达省份的异地企业更容易并购反腐治理地区的区内企业。此外,从目标省份的特征来看,目标省份经济水平越发达,经过反腐治理之后异地企业并购进入的可能性越大。目标省份市场化水平越高,经过反腐治理之后异地企业并购进入的可能性也越大。总之,横截面检验结果显示,地区反腐治理之后,异地主并企业积极进入该地区受多种因素驱动,既受到市场驱动的影响,也有政策驱动的原因。而且,地区的外部环境对反腐治理效果的发挥也具有显著的作用。第三,本文从异地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和目标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维度考察了地区反腐治理与异地企业并购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从异地主并企业层面来看,地区反腐治理引致的异地企业并购能够使异地主并企业获得正向的短期并购绩效和长期并购绩效,提升企业价值;机制检验表明,这一正向并购绩效的获得一方面是来自异地主并企业管理、创新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溢出效应,即异地并购之后主并企业能够将其先进的管理、创新等生产要素移植到目标企业当中,盘活目标企业的优质资产,扭转其原先以寻租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将目标企业的管理效率提升到与主并企业相同的标准,实现并购协同效应和绩效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这一正向并购绩效的获得也来自于目标省份新任官员招商引资的资源支持效应。新任官员出于减轻政治生态变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需要,往往会出台各种招商引资政策来吸引异地新动能进入。对于异地企业而言,通过并购辖区企业能够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得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政府资源,进而也能够提升企业并购绩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与此同时,本文的机制检验也发现,在地区反腐治理引致异地并购之后,异地主并企业政治资本的移植效应并没有发挥效用,也就是说异地主并企业并不能够通过将其自身的政治资本转移到目标企业之中,弥补目标企业政治资本猝变带来的价值损失,来实现价值增值。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我国反腐治理的有效性,地区反腐治理之后,企业政治资本带来的价值提升作用明显下降,以寻租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失效。进一步地,本文跳脱出企业层面,从目标省份的宏观层面来看,地区反腐治理引致的异地并购流入也能够显著提升当地经济增长水平。这也表明异地资本、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力要素的流入和集聚能够加速淘汰当地的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促进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进而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可见,地区反腐治理引致异地并购流入、加速资本跨区自由流动是激发当地经济活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总之,本文通过对地区反腐治理与异地企业并购的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地区反腐治理引致的异地并购不但提高了异地主并方的企业绩效,而且对目标地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有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双赢”效果。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性研究了地区反腐治理对异地企业并购的影响、异质性和经济后果,创新之处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我国市场分割的成因以及如何降低市场分割程度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本文丰富了我国市场分割成因的研究。现有研究多关注地理距离导致的自然性市场分割、文化差异导致的社会性市场分割以及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导致的制度性市场分割,然而,鲜有文献研究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对所在辖区市场分割程度所产生的本源性影响。本文分析指出,腐败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官员和辖区企业之间不正常的政商关系网络也是我国市场分割的重要诱因,研究结论是对我国市场分割成因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市场分割治理方法及其经济后果的文献。现有研究对市场分割治理方法及其相应经济后果的研究较少,而且也多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探寻企业自救策略以及官员异地交流等方面展开。本文发现,地区反腐治理能够优化当地的政商生态和投资环境,有利于促进异地企业并购,降低市场分割程度。同时,本文发现,地区反腐治理引致的异地企业并购,不但能够促使异地主并企业获得正向的价值增值,而且目标省份经济发展也因异地企业并购流入量的增加而显著提升,具有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双赢”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地区反腐治理是降低市场分割程度的关键之策,能够削弱由官商腐败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对地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地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如何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以及减少其对地区经济负面影响方面的研究。第二,本文搭建起地区反腐治理影响异地企业并购的研究框架,识别了反腐治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一条关键路径,即加速资源跨区流动、吸引异地并购流入,研究结论丰富了地区反腐治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现有关于反腐治理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除了在宏观层面研究反腐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外,在企业微观层面多数研究探索了反腐治理对企业创新行为、慈善行为、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等方面的影响。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地区反腐治理对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促进资源跨区流动的作用,也少有研究观测地区反腐治理对微观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并购是企业存量资源调整和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式。异地并购更是资本、人才、技术等种种资源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的重要载体。因此,本文从异地并购的视角研究地区反腐治理与资本流动问题,沿着“主效应-异质性特征-经济后果”的逻辑,搭建了地区反腐治理影响异地企业并购的完整研究框架,从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促进异地企业并购方面证实了我国反腐治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研究结果发现地区反腐治理能够优化政商生态和投资环境,有利于促进异地企业的并购流入,而且不但能够提高异地企业并购绩效,也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研究结论丰富了地区反腐治理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三,本文拓展了目标省份制度环境对异地企业并购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也对地方政府吸引异地企业到本地经营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宏观制度环境对微观企业的治理和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也一直是研究热点。在并购领域,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宏观环境对企业并购行为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主并企业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入手,考察主并企业所在省份金融环境、政治生态等对其并购行为的影响。鲜有研究从目标企业所在省份的角度,考察目标企业所在省份制度环境对异地主并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反腐治理是党和国家的关键治理机制,会同时影响一个地区的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重塑当地政治生态和投资环境。本文的研究发现,目标省份在经历反腐治理之后,原有不正当的政商关系断裂,政商生态和投资环境得以优化,加之新任官员积极地招商引资政策,异地企业并购流入大大增加,降低了市场分割。研究结论拓展了目标省份制度环境对异地企业并购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也对地方政府如何促进异地新动能的流入具有较强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