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革命路径。其基本特征是强调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建国初期,主要由于革命路径的惯性作用,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形成了革命路径依赖。八大前后,党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工作重点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应该跳出革命路径依赖,逐步进入建设路径。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此进行了可贵的努力,并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党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重新回归革命路径。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则是对革命路径的全面回归。从运作方式、分配形式到激励机制,大跃进运动的诸多方面都打上了革命经验的印记。大跃进运动受挫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些领导人根据他们对实情的了解,开始出现对革命路径依赖的抵制。然而,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对革命路径依赖的抵制不但没有奏效,反而被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以扼杀。从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三风”到“四清”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毛泽东屡次扼杀党内外抵制革命路径的声音,导致党在革命路径上越陷越深,革命路径依赖日益强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先是以革命的手段改造政权,接着以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后来又以革命的手段捍卫革命,陷入了革命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汲取历史的教训,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跳出了革命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尊重经济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并且大力引入物质利益激励机制,从而逐步进入建设路径,并实现了建设路径依赖的良性循环。从路径依赖的视角回顾建国后党的历史,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迷恋革命经验,执着于革命思维,陷入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是导致20年“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只有与时俱进,理性地扬弃自己的历史传统与经验,才能跳出路径依赖恶性循环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