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学界强烈感受到美国政府在冷战后加大输出美式民主的力度，但却忽视了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全球化时代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以期加深对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民主输出”关系的理解。通过分析和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将力求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尝试全面、系统地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只是在研究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民主等议题时触及到本文主题，因而缺少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所起作用的专门研究。本文以“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为选题，意在弥补这一缺憾。二是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在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关系议题上，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是国家与市场关系模式。鉴于全球化时代以NGO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制约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中的作用，本文提出全球化时代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模式，以期全面、深入地考察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元互动中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输出”的作用。三是观点上的突破。三大传统模式在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关系上得出的结论要么简单，要么偏颇。如国家主义只是简单提到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输出的不是“多元民主”，而是“低度民主”；自由主义认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本文根据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视角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存在着三个维度，即美国跨国公司输出美国民主的有效性维度，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的局限性维度，以及美国社会和政府抑制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的维度。对三个维度综合评价的结果是：总体上，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效度大于其避开、背离“民主输出”的限度。全文近20万字，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首先介绍选题的由来，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其次是提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再次是概述论文的创新点和学术价值；最后交代研究的难点及论文基本结构。第一章是分析模式的构建。首先界定“全球化”、“美国跨国公司”，“美国民主”和“民主输出”等几个关键概念。其次梳理传统模式在分析跨国公司“输出民主”作用时的思路及其缺陷。最后提出本文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模式。第二章考察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首先，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在“冷战共识”下参与反共活动和其直接投资(FDI)推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来论证美国跨国公司输出美国民主的效度。其次，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FDI诱发其推动和参与政府颠覆发展中国家民选政府的活动，来阐明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限度。最后，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卷入美国对南非经济制裁的案例分析，来论述美国跨国公司避开美国“民主输出”的幅度。本文从第三章开始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第三章以美国跨国公司FDI促进墨西哥民主化、麦当劳在其产品和服务经营中传播美国民主价值观，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推动美国对伊拉克武力“输出民主”三个案例，考察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效度。第四章探讨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限度。首先考察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美国“民主输出”的局限性。接着分析局限性产生的原因。第五章考察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美国“民主输出”的幅度。首先论述美国社会和政府对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行为的制约。接着以美国国内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为案例，分析美国社会和政府对美跨国公司背离美国“民主输出”行为的制约。第六章专门探讨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华“民主输出”中的作用。首先，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参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制定和对华“接触促变”，来论证其对华“输出民主”的效度。其次，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对华“输出民主”中的局限性，来探讨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接触促变”的限度。最后，通过考察美国国内社会抵制美国公司在华“血汗工厂”和美国国会就美国网络公司遵守中国互联网法律举行听证，来阐明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美国“民主输出”的幅度。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美国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参与／卷入政府输出机制影响“民主输出”。二、总体上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输出”中作用的效度大于限度。三、后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输出”中的作用较冷战时期增强。四、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对第三世界不同地区、人群的影响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