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思潮涌动下的竹林玄风在魏晋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东汉末年的学风和士风中孕育着新的因素,促使禁锢已久的汉末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正始年间,老庄学说与曹魏政权的关系密切起来,正始名士的清谈辩论及其玄学理论,为曹魏政治统治植入了新思潮和新理念；“高平陵政变”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正始名士,但王弼的“圣人有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理想人格模式,为调整玄学主题之下的“情与礼”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礼教尚峻”境地中的竹林名士指明了思想方向。面对司马氏集团虚伪矫饰的礼法之治,竹林名士试图重构一种以庄学为指导的任情自然的情礼关系,他们退守在政治舞台之外的河内山阳竹林之下,饮酒、服药,肆意酣畅,以“越礼任情”、“越名任心”与虚伪的政权抗衡,以放达、叛逆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悲愤和苦闷,于重情尚真中追求思想解放和人格自由,于任情自然的艺术情调中彰显人生的意义。竹林名士把老庄树立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的人生实践,张扬为一种名士风范,进而凝聚形成了“风誉扇于海内”的竹林玄风。竹林玄风彰显的思想解放和人格自由,唤起了士族贵游之弟的好奇和争相效仿。元康八达,徒类“七贤”之貌而无其内涵,纵欲无检；清谈名士则“虚旷”、“放逸”,居朝闲散,清谈不仕政事；传统士人忠德观念淡薄,趋炎附势。放荡的元康之风渗入重情尚真的竹林玄风中,转化为颓废的西晋士风进而成为社会末流。西晋政权的瓦解,引发过江后的有识之士对玄学进行反省,中兴名士礼玄双修,竹林玄风在儒家进取思想中似乎又回到了汉末的“崇礼任情”,但又受到佛教义理的影响,亦儒亦佛中,形成于魏末的竹林玄风渐渐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