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了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制度。该制度在我国十余年来“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显现出了债权人利益保护失衡、强制批准权滥用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破产法尤其是重整制度发展过程中,自债权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理念跨越与相关制度具体要件的设计和规则应用能力的提升之间存在“时差”。在理念、制度、实践发展互不匹配的困境下,一方面造成了社会本位的异化,债权人利益在社会公共利益面前常程度不同地遭受损害;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各方主体对强制批准制度的功能实现路径把握不清,往往仅依靠法院在受地方政府影响和干预的非独立状态下行使强制批准权,为破产重整“一锤定音”。强制批准制度已然进退维谷,债权人群体认为法院滥用强裁权,消极对待重整计划表决程序,导致重整效率低,成本损耗高;同时,在慎重行使强制批准权的要求之下,法院又几乎不敢强裁,强制批准制度形同虚设。解决之道,首先应完成理念回归,推进破产重整从政府主导、法院主导到债权人意思自治主导的转变;其次,为了更好地发挥强制批准制度促进当事人有效意思自治的作用,应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要件的设计,具体包括提高最低限度接受原则之标准、将出资人组纳入绝对顺位原则的比较组别、调整小额债权组的设立主体等实体要件,以及明确信息披露制度、强制听证制度、增加异议表决权人救济的程序要件;最后,还要进一步探索强制批准制度中的府院协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