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以文学史写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颇丰,有的从宏观角度进行纵向梳理与评说,也有从微观角度分析文学史著述的个案,或者取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的角度。文学史的著述,本质上也是一种书写,具有“叙事”的性质。在本文中,我倾向就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或历史叙述入手来分析文学史写作。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学史,对于同一历史叙事的延承、修改、重构与回归,本身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从而可以看到文学史写作的权力。本文前两章主要论述胡适如何叙述文学革命。首先,他是文学革命的亲历者与重要的推动者,他本人是如何积极参与其中,如何从古代文化中找到立足点,再借鉴西方成功的案例;其次,这样一种叙述,并非由胡适一个人来完成,是在与支持他的同仁一起努力下,通过不断完善完成的一种论述,甚至,为了确立自己观点的经典地位,表现为一个阵营对另一阵营的斗争,其中不乏偏颇与激进,体现了话语权的角逐与争夺,以胡适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取得最终的胜利。最后,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标志,对文学革命进行总结,奠定了关于文学革命的经典叙述,并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第三章,主要论述了1949年之后胡适个人及文学革命之胡适叙事在大陆的命运,大致经历了从批判、否定到逐步认可的过程,当然仍有批判的声音紧随其后。本文以相关史料及大量的文学史作为研究材料,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关于文学革命叙事之不同;同时,阅读各种史料及相关评论,了解不同时期学者的不同评价,作为参考来探讨不同叙述产生的根源及背景;最后指出文学史写作并不等于历史史实,写作后面有诸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文学革命叙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主观性、亲历者的身份、独特的社会语境、话语权力的角逐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一种史书形式所具有的作用——为一种叙事穿上了神圣的外衣,于是这样一种新/旧、文言/白话的二元思维,在以后的文学史写作中一直在延续,对于其它不符合这一判定标准的论述,或被遮蔽,或被忽略,这是极不合理的。文学不同于社会制度,它有自身的独特性,不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旧的纷纷淘汰,而是犹如老酒,久而弥香。而文学史叙述,更应秉持客观的理念,需要了解更多的不同叙述,从而无限接近历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