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选择明星作为代言人,是提升品牌传播效果,树立品牌形象、完善分销渠道以及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粉丝自发转发或分享与明星代言相关的内容是影响此类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激发明星代言过程中粉丝的品牌传播意愿成为企业管理者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粉丝强势介入明星与品牌之间,推动二者之间的价值流动和扩张。然而,现有研究普遍关注明星、粉丝和品牌之间的二元关系,鲜有学者关注三者之间的价值共创机制对品牌传播效果的影响,明星代言过程中品牌传播现象的内在机理仍需进一步探索。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和相关文献,筛选出明星代言过程中影响企业品牌传播的七个前因条件,包括明星层面（知名度、社交影响力和正能量值）、粉丝层面（卷入度和群体认同）,以及品牌层面（对接营销能力资源和对接文化能力资源）。通过对新浪微博明星代言的案例研究,本文在综合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确定了每个前因条件的测量指标,并收集了90个有效样本案例。本文采用必要条件分析法探索出明星代言过程中哪些前因条件构成高品牌传播的必要条件及其必要程度,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索明星代言过程中价值共创效应对品牌传播影响的因果复杂性问题,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品牌传播的影响因素在构成组态路径方面的稳健性。通过对所获得的案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本文探索出知名度、社交影响力和卷入度是构成高品牌传播中等水平的必要条件,群体认同是构成高品牌传播较高水平的必要条件,并且使用QCA证明了知名度、社交影响力、卷入度和群体认同对于产生高品牌传播的必要性。（2）本文得出3种产生高品牌传播的组态路径,包括社交主导逻辑下粉丝参与驱动型、社交主导逻辑下正能量与品牌资源驱动型、名气助力下依托粉丝参与驱动型,揭示了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可以通过等效替代实现“殊途同归”的效果。（3）本文得出2种产生非高品牌传播的组态路径,包括社交影响缺乏逻辑下粉丝抑制型、社交影响缺乏逻辑下正能量缺失和粉丝抑制型,并发现由于因果非对称性的特征,导致高和非高品牌传播的原因并非完全对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宽明星代言与价值共创匹配的管理视角,为企业如何有效提高品牌传播绩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