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出台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将确认无效判决制度引入至我国的司法实践中。2015年,通过修订《行政诉讼法》将确认无效之诉的适用对象进一步明确,并且将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场景进行了初步构造。自此,确认无效判决成为了行政诉讼判决制度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其它判决模式,共同组成了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制度体系。此举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进一步完善、充实了行政诉讼判决制度体系,更是回应了司法审判实践的需要。确认无效判决在我国的行政判决模式中是“最年轻”的判决模式之一,在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不少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理解不一问题、确认无效之诉中原被告举证责任分配不清的问题、行政诉讼中几种判决如何转换的问题、确认无效之诉中原告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关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理解问题。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列出了三种行政行为无效的一般情形。各地法院对已经明确列出的三种无效情形有不同理解。即便是类似案件事实,甚至是同一案件事实,各地法院都会有理解上的偏差,更别说对兜底条款的理解了。首先,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和违法等级进行划分,方便法院进行更好地归类和裁判,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效力性做出更精准地判断。其次,完善法官对“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价值判断体系。同时,法官可以用第三视角的方法,做出判断,以避免不同法官因各类主观因素做出不一致或完全相反的判断。关于确认无效之诉中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的证明责任制度尚不完善,特别是在我国的确认无效之诉中,当事人往往因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让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法律的及时保护。建议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谁来证明行政行为合法,谁来证明行政行为无效,以使举证责任分工明确,促使原被告双方,根据起诉之前掌握到的证据,对案件结果有更加明确的心理预期,谨慎提起诉讼或在履职过程中严格依法履职。关于行政诉讼中判决模式的转换问题。它的本质是法院如何尽量保证“诉判一致”,最常见的问题是在撤销判决和确认无效判决之间的转换问题。若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没有达到无效的程度,审理个案的法官应根据审理案件具体的庭审情况,让原告了解、知晓案件的庭审走向、诉讼风险等,充分尊重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意见,不能未经释明就直接驳回起诉。关于确认无效之诉中原告的救济问题。它的本质是司法实践中,原告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时,有些法院对法条存在理解偏差的情况,不允许原告在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而是要求分列两案来审理。建议立法机关尽快立法或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这一问题,而不是任由个别法院对司法解释理解的偏差,让原告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高效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