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宋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年—公元1063年)为时间界限，讨论在这一时段前后，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诗文革新派，在唐代古文运动基础之上，对“太学体”的矫正批评，而形成的新的古文运动思潮。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讨论：　　 第一部分：以石介等人为代表的“太学体”为中心，讨论嘉祐年间古文批评思潮运动的兴起。中唐以来，虽有韩愈、柳宗元等人极力提倡古文创作，重视“文以载道”，以先秦两汉的优秀散文为楷模，努力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强调文学的讽谏和教化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时代的局限，这场古文运动进行的并不彻底，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北宋初年，石介等人为反对与古文运动思想格格不入的“西昆体”，而高举反对“时文”的旗帜，全力倡导古文写作。但是却矫枉过正，失之本真，走向了追求奇崛险怪的歧途，把散文创作推向了艰深晦涩狭小琐细之道，使其更加脱离时代的脉搏，逐渐走向了绝境。直至嘉祐年间，欧阳修等人正式走上文坛，开始花大力气消除“太学体”的负面影响，承唐代古文运动之余绪，大力倡导平澹典要的文风，“文格遂变而复古”，在不久之后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部分：唐宋八大家中，宋代而占其六，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在嘉祐年间陆续登上历史文学创作的舞台，各展才华，各有风格。在古文创作和批评方面，他们在韩愈等前人之基础上再度倡导古文革新运动，从而使嘉祐年间的古文运动达到了波澜壮阔的程度。当然，宋六家的创作成就，无论是从作品数量上，还是从作品的质量上看，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作品的风格，可以称得上是各有千秋，如欧阳修的委婉含蓄，平淡自然；王安石的体格精妙，简古瘦硬；苏洵的出入纵横，气势雄奇；苏轼的自由潇洒，汪洋恣肆；苏辙的浩然正气，一以贯之；曾巩的雍容典雅，方正醇洁。但是在其中也存在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宋六家或有亲缘，或同为师承，虽风格迥异，但是在古文创作的思想和手法多有趋同。　　 第三部分：宋初亦是史书编撰的鼎盛时期，尤其是此时的《新唐书》的编撰，汇集了如欧阳修、宋祁、宋敏求、王尧臣、杨察、张方平、赵师民、范缜等文学家的力量。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士也是嘉祐年间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在编撰《新唐书》的过程中，将此时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体现在此书的叙事笔法上。《新唐书》作为一部资料详实的史书，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文学的风貌，其记述虽不成系统，论及文学发展演变之处大多融入对书籍、文章的著录和对作家文人的传记之内。由于北宋嘉祐年间的诗文革新运动乃是直接承续中唐的古文运动而来，所以欧阳修等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对中唐多有关注，更为注重中唐之文章的发展轨迹，在其中也折射出了其文学批评意识和方法。对《新唐书》中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整理和分析，不仅是对唐代文学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代表了北宋嘉祐年间古文批评对唐代文学的总体性认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