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创立时期，与巴蜀彝族先民氐羌、蜀、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论文根据汉文史籍、道藏、彝族古籍的有关记载，以及自己深入彝区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了道教在其创立初期与彝族先民氐羌巫文化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相互融会，以及明清以后道教在信仰、民俗、艺术等方面对彝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对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这种在不同时期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道教的发展，而且会有益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彝族传统文化。 本论文从三个部分去构建： 第一部分，论证了彝族的历史。其中第一章论述了彝族先民是在我国古代西北高原上生息繁衍的一个大族群，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氐羌、古蜀、昆明、叟等，彝族与其先民氐羌、古蜀、昆明、叟等族群是有亲源关系的，即是一脉相承的。对此汉族史籍《史记》、《后汉书》、《太平御览》以及彝族史籍《爨文丛刻》、《西南彝志》等都有记载。彝族先民氐羌人，秦汉以前就生息繁衍在雅砻江流域至及川西、昆明一带，与黄帝、夏有渊源关系。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与羌族是同一族群，后来黄帝族进入中原地区。而同族羌人的一部分仍留在西北和西南，过着“迁徙往来无常”的游牧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在今彝族中仍然保存有许多氐羌人的遗俗，如：火葬习俗；转房习俗；父子连名习俗等。第二章论述了彝族与古蜀人的关系。对此问题许多学者，如陈英、易谋远、钱玉趾、余宏模等教授认为古蜀王“杜宇”就是彝族先民“笃慕”，据彝经《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彝族源流》、《勒俄特依》等分别记载，杜宇即笃慕是迫于洪水而迁离蜀地，分徙周边巴楚山区和云贵高原，笃慕洪泛后迁出蜀地，繁衍彝族六祖。童恩正先生认为:“在远古时代，有一支这样的氏族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这就是以后蜀族的祖先”。胡玉钮、蔡革《鱼鬼考》认为:“从关于蜀人事迹的最早的传说看，多在今氓江上游，而这些地区自古即为氏人活动地区，鱼尧联盟中的鱼部族极有可能是较早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一支”.史籍的记载和三星堆的考古进一步发现和证明了彝族与古蜀人的渊源，如左言的习俗、纵目的习俗、火葬的习俗以及盾饰考古等。第三章论述了彝族与昆明、史有关系。《华阳国志》对“史”、与“昆明”作了大量的记载。“史”在历史上是与“蜀”同义，“蜀”、“雯”皆为氏羌遗裔，其在汉唐以后主要流徙在巴蜀、昆明、洱海一带，“史”也被称为“昆”，是当时西南夷中势力最为强盛的一个族群。“昆明”是近代彝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尤中等学者都认为“昆明”、“史”其遗裔主要就是彝族。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彝族先民氏羌人作为巴蜀的主要民族，其丰富的宗教文化对道教初创时期的影响。第一章论证了张道陵在巴蜀创立“五斗米道”时期，即张陵所置二十四治中的鹤鸣神山太上治、平冈治、蒙秦治等都是在氏羌人居住地，可以这样认为“五斗米道”与当地的氏羌遗裔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即在“五斗米道”创教、传教过程中对彝族先民氏羌的“鬼道”不断的进行了斗争、吸收和改造，涤除了氏羌先民中“鬼道”的巫祀部分，吸收了其中的神仙思想，为道教向人为宗教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二章首先论证了原始时代甘、青羌戎的虎氏族部落首领之一的西王母与道教的渊源。西王母本是古羌昆仑神话系统中的一位主要神，早在西周前有关西王母以及昆仑的神话就逐渐东流并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其结果是随着西王母神话的东移，中原文化逐渐脱离了西王母的昆仑原生形态，即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半人半兽、人兽同体的古代氏羌图腾与部族首领混合的神抵形象。经过上千年的流传，特别是被道教吸收改造后，成为道教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女仙之首。其次论证了道教与彝族咒语的渊源，主要通过对彝族巫师的咒语与道教咒语的比较，如呼唤各种神灵前来助威、呼唤鬼名以制之、强调咒语的巨大威力、强调对鬼的尸体的肢解等等可见其同出一辙的痕迹.第三章论证了彝族先民氏羌人崇尚黑色与道教的渊源。彝族以黑色代表“大”，以黑色代表“等级”，以黑色代表“尊严”。究其来源，黑色崇拜与氏羌母系时代的母体崇拜有渊源关系，彝族先民氏羌黑色崇拜蕴涵着母体文化，即黑色代表女性，这与道家尚“玄”，高歌“玄化”所表现的对母体的崇拜以及太极图用黑色代表“阴”是有渊源关系的。第四章论证了彝族、葫芦与道教的关系。一方面彝族认为葫芦本身的自然形状即腹中多籽，结果多，象征着多子多福，象征着生命种子的绵延不绝，从而上升为母体崇拜。另一方面彝族认为葫芦生人、葫芦救人，彝族是从葫芦里出来的，人死后，魂要归葫芦，即回归到象征彝族母体崇拜和宇宙的“壶天”。正是彝族先民这种对死的理解，即人死魂归祖灵地—“壶天”，为道教仙境“壶天”、“洞天”奠定了一定的民俗基础。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道教在彝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