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和泰伯曾说翻译不仅要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而且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Nida & Taber, 1982, p. 12)。另外,刘宓庆也曾说翻译中应该保持译文风格对原语风格的“适应性”,忽视了对原文风格的传递,就谈不上对原作全部意义的把握(刘宓庆, 2005b, p. 239)。不过,围绕风格概念及其翻译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根据刘宓庆的理论,风格赋形于语言符号体系,它不仅仅体现在作品内容上,而且也体现在表现其内容的外在形式上。本文分析的文本《哈姆雷特》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以素体诗为主要文学形式写成的戏剧,然而汉语中缺乏与其相应的文学形式。因此,不同的译者在翻译中选择了不同的文体,大致可分为两个种:一是以朱生豪为代表的散文体,另一个是以卞之琳为代表的诗体。目前,译学界对于是否在译作中保持原文的诗体形式看法不一。赞成散文体的人认为散文自然流畅,通俗易懂,并对诗体译本的可上演性持怀疑态度;而赞成以诗译诗的人认为诗体翻译才能保留原文的文体,突出《哈姆雷特》作为一种诗剧的独特风格。近几十年来,对《哈姆雷特》中译本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而其中有关诗体代表卞之琳译本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且大多是散论,至于对他原文风格传递的研究几乎没有看见,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通过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提出的风格翻译理论,探索卞之琳《哈姆雷特》译本的风格传递。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引言扼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结构。第二章概述了卞之琳的生平,翻译成就以及总结出他主要的翻译思想以便第五章分析卞之琳的个人翻译思想和成就对其把握和再现《哈姆雷特》原文风格的影响。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戏剧以及戏剧风格翻译,涵盖了戏剧翻译、风格、风格传递概念的介绍,戏剧风格的可译性,戏剧翻译的特征,《哈姆雷特》在中国的研究成果以及莎士比亚时期的戏剧风格特征,为第五章研究做好铺垫。第四章介绍了标记理论的溯源,发展以及与文学翻译的衔接,最后,详述了刘宓庆的风格标记理论。第五章则结合实例分析卞之琳译《哈姆雷特》的风格传递。其中,部分分析了译文的可上演性以及译者的翻译思想对其风格翻译的积极影响。第六章归纳总结了全文并指出本文的局限性以及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