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本质认识的差异会推导出对国家与股东、职工等公司内部关系人在公司治理关系上的不同结论。公司的本质是多维的：通过对公司本质与基本法律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公司在法律上是人为的拟制,股东在制度性地向利益相关者转移风险的同时,也承受着代理风险,这意味着公司制度内生了国家以某种方式介入公司治理的可能与必要；公司在经济上的本质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各种连接生产要素的经济组织,这表明公司治理核心是对公司权益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配,同时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与物的资本所有者一样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公司经营模式在法律上的法律人格、有限责任、股份自由转让、董事会结构下的授权经营管理以及投资者所有权逻辑地隐含了各方的利益冲突,而且在发生学上公司天然是为股东利益服务的,这要求公司治理不能够否定股东利益重心,同时这些特征暗含股东可能利用公司害及他人利益,为分析职工公司治理权的范围提供了前提和路径。国家在促成公司效率与期待社会公平、稳定之间,随科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调试、平衡,从公司外部制约着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是国家和公司内部关系人对公司权利义务的分配,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但外部治理应该是国家立法的强制分配,而不是外部市场。公司治理权包括公司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可以基于物的资本和人力资本产生,也可以基于公司经营模式的契约授权产生,而且国家为特定政策目的,同样分配公司治理权。剩余索取权的基础在于控制权或者法律规定。职工公司治理权只是职工民主管理的构成,限于职工对公司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基于人力资本性发生,应该回归公司法上范畴,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公司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证明了在保障股东利益的同时,照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伦理正当性。人力资本的资本性,证立了职工公司治理权的应然性；其专用性和基于与人身不可分及契约不完备的剩余控制证明了职工公司治理权的必要性。事实上,各国在满足职工剩余索取权方面是积极的,虽然各有不同,但其基本路径包括激励工资、职工持股和劳务出资：发生重大差异的是职工的公司控制权。职工参与公司共同决定的推行与国家是否强制相关,相应的双层制公司治理模式与之更契合,有助于职工共同决定的实现与公司效率的平衡。我国职工在法律上一直有企业治理权,但却没有在公司治理中找到恰当的位置,理念的偏差、制度的残缺使其流于形式。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有管理经济,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宪法要求；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职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需要在要素主体合作伙伴关系的平台。构建我国职工公司治理权,首先要确立人力资本观念,从意识形态回到经济层面；德国模式不失为我国的直接借鉴。其次要确立构建职工公司治理权的基本原则与路径。在具体制度上,一是改革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增加职工监事、调整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关系,确立代表对选举人负责,公司机关对公司负责的理念。二是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对违反、侵害职工公司治理权的责任,以此强化工会/职代会对公司经营的知情、质询、集体谈判制度,三是鼓励职工股东化,探索职工持股、允许劳务出资改革。四是对工会重新地位,完善职工代表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序,探讨允许工会代表代表职工介入公司决定的方式、范围和程序,以工会作为保护职工公司治理权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