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这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方针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经济模式的变革不仅解决了传统体制下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激发了广大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并带动了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的生产和经济活动部门聚集在城市使城市成为新技术、新观念的创新之地,城市化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城市化在使人们逐步感受到日益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同时,长期以来城市经济快速繁荣所延续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经济总量与总体素质、城市化速度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反差很大。“十一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其意味着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加快,城市的改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需求,需要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已经使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威胁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们面临的环保形势十分严峻。按照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中国城市化未来仍将处于高速发展的上升期,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城市化在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容质疑,而生态环境又有其自身承受的边界,不能无约束地、持续地提供有效供给。因此,这一过程中要求城市化既要给经济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同时又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保持城市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实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互动成为城市化研究的主题。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这一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在对这个领域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做以回顾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现状,探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何种经济有效和可行的环境利用方式来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期为协调二者的相互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首先从辨析城市化、生态环境的概念入手,对于开展研究的相关概念以及基础理论进行了界定和论述,为整个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其次,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阐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直接使城市针对于环境污染的集中治理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规模效应优势,这种正反馈作用能使城市化对于生态环境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减小,但是,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负效应集中体现在大气、水、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上。当然,生态环境污染通过降低资源的支撑能力,危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及其在生理、心理上对美好自然景观的追求也可能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制约因素。第三,在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为研究单元,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现阶段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量化比较分析,揭示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区域性差异以及不同区域内二者EKC曲线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的具体位置。分析结果用以明确不同区域城市化与各污染物之间的关系正位于曲线的哪一阶段,从而可以依据曲线转折点的明确信息做出判断以便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协调措施。第四,本文回顾了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历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各种表现,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前后环境政策对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效果。结果发现,环境政策既定目标与现实的背离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环境发展的典型特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环境政策实施与预定效果的偏差进而影响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呢?除了历史上的经济体制与政策体系的原因外,本文遵循均衡经济理论思想,考虑供给与需求均衡对发展是合意的原由,认为如果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与互动作为发展最优化的结果,那么影响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因素可以归结为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这些因素包括:一是需求(城市化的规模与速度、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对外贸易与外资投入的环境负效应);二是供给(生态环境的产权缺失效应、非协同的环境治理模式)。在假定技术进步对于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保持笃定不变的影响下,正是有限供给相对于无限需求的非均衡状况导致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非协调发展。最后,基于以上分析,从城市化模式、产权制度、产业结构、环保机制、贸易制度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