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笔记小说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鲜活的士人群体像,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研究两浙地区士人的独特视野。两浙地区在唐代长期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财富得以逐步积累,文化教育也持续兴盛,涌现了一大批以读书科举为志业的士人。在科举制度面前,许多读书人都投身到科举的大潮中去。苏州、常州等两浙州县的不少士子在科场中脱颖而出,有的是出身诗书显族,有的是起于穷家寒门,有的是自幼名扬遐迩,可终究要通过一考方可博得功名,入仕为官。由于唐代科举的种种习尚,权贵的好恶对结果起着很大的作用。进士、明经等各科的录用数与及第后的宦途状况相差也较大,两浙士人们的科举仕途各不相同。在经济收支方面,士人们读书科举之费名目繁多,从束脩、文具到结交、游冶等等花销,常为出身一般的中下层士人所忧惧。笔记小说中记述的浙地士人有的需自置产业,从事农、商、教等行业,有的则是长期依赖寓居寺院、宗亲接济、游丐行乞等过活。士人的经济状况也有其现实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浙地区农业发展、城市繁荣的经济状况以及尚学好文社会风气。在婚恋对象的选择方面,两浙士人最为看重的是出身门第。他们的诗文才气、科举功名都增加了自己在选择婚姻时的筹码,科举新贵往往和显宦门第的女子成为佳话。与此同时,吴越山水等自然景致以及历史上的西施等美女也会影响不少士人的审美观念,使他们择偶时偏重于女子的相貌。此外士人及其家庭的婚姻禁忌、婚外两性关系等方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文化是士人的身份性标志,两浙士人在以文会友的交游活动中,成就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值得一书的故事。他们或是聚于来浙为官的名家周围交流,或是安贫乐道地在乡间雅集,留下了许多诗歌联唱的美谈。两浙地区的宗教风气浓厚,士人中的佛道信众也很常见。此外,两浙士人在音乐、书法、绘画、医术、占卜等许多领域都有所涉及,有的还著书立说,在各自领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社会的教化方面,无论入仕为官,还是在乡为民,士人的道德风范和仁义作风都成为影响两浙社会风气的有益力量。潜移默化中,士人的心力结晶滋养着两浙大地的文明,促其在五代及以后的时期内,实现超越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