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研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改造思想，认为他们当时对中国社会制度改造目标的设定，社会改造的路径选择，既有理论方面的依据，也有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考虑。 本文认为，他们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目标设定来提出社会改造主张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的不平等、人的不自由、人性的扭曲、阶级间的压迫与剥削，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已失去合法性。而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必须避免这种弊端，保障人的自由、平等，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满足这种条件，由此认同了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将制度改造的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主张通过“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制度改造目标的设定带有强烈的价值认知印记。 本文还分析了他们为实现社会制度改造的目标，在路径选择方面的思考。在理论的选择方面，基于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论证，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对中国严峻社会现实的认识，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式，摒弃了具有改良色彩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制度改造的人性假设方面，他们认为人性有善也有恶，并正在向善的方向进化。主张通过制度的改造抑制人性向恶的方向发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纵容了人性恶，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但在如何改造人性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在社会制度改造的突破口上，由主张经济制度改造、政治制度改造，最终到国民革命。这是因为经济制度改造虽然是社会改造的基础，但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造作为保障，而国民革命则是政治改造具体到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层面讲的。要对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首先必须进行国民革命，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 文章最后认为，他们没有选择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改造模式，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虽然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不深、不全面的地方，但根本上还是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使他们选择了这条激进的社会改造道路。虽然思想有不成熟的特征，但他们提出的很多看法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的社会改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