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新时期小说思潮的驳杂景象,就其呈现的内容而言,似可简约为“政治小说”与“反政治小说”两类:从“伤痕”小说至“知青”小说,多属所谓“文革小说”,自“寻根小说”而下,当代小说始而关注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摸索前行,水平上是瑕瑜互现;就其承载的情感来说,新时期小说经历了怨愤、振拔、冷酷、自怜、孤独、焦躁、无奈、嘲弄等异常丰富的情绪暴动。在向更成熟的表达迈进时,其创作中一条由“重”向“轻”嬗变的脉络变得明晰起来。其“重”即为,小说家对社会现实所抱定的使命感与诠释欲望,激发了自我崇高心态和现实批判的热情。由于强烈的理性干预冲动,叙事者与叙事对象在情感认知、道德体认上往往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因而难以兼顾二者之间极为必要的疏离;其“轻”乃指,小说对社会现实、政治道德的间离性反映,超越直接感觉的东西,而高扬艺术想象的翅膀,把人从沉重的生活世界带到艺术所能抵达的精神乡土,在即便不是更高也是另一层次之上,烛照现实的苦难与沉重,而非与之短兵相接和身肉搏;并力图规避伦理对于人的生活的归罪与裁决。苦难、悲剧、沉重、严肃一直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的主色调。文学叙事中缺乏纾解存在之重、缓和生存苦难、缓解压抑、受虐、奴役等的狂欢、戏谑、诙谐等喜剧精神与游戏精神。“新时期小说”已经表明,某些以严肃面目出现的暴力、专横、禁令、规训等反人性、反人道的禁忌系统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威权和效力。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严肃语调才适合表现的生活场景、历史事件、社会问题,如今被取而代之以智性的游戏笔调呈现出来。　　本文即从文学现象的角度,从悲剧向喜剧精神的衍变、反讽叙事与小说游戏精神的高扬、小说对政治伦理的疏离、对审美想象的回归等方面,试图探讨的是:当代小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竭力摒弃加诸其身的各种非审美非文学的质素,探寻阶级与历史本质的激情黯淡下去,对存在之思的体察成为自觉,其叙事中所呈示的穿越沉重、崇尚轻逸的审美风格何以形成,它在小说美学与文本形态上的依据又是什么,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消费时代到来后,事实读者的审美趣味被考虑进小说写作的方方面面,“新时期小说”这种避重就轻、化重为轻的“轻型”叙事已不仅是规避政治、驱逐沉重、实现个体精神诉求的重要策略,而成为了小说家从构思、写作到付梓、发行的潜意识与“稳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