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颁布至今已经十余年,其将留置权区分为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并区分两者适用要件,大幅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中留置权的规定。民事法律关系强调平等,商事法律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效率,应当肯定立法区分留置权具有重大意义。但商事留置权的概念模糊、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交叉问题、商事留置权肆意扩张适用以及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实践中对留置权的适用逐步显现问题,尤其是商事留置权的适用问题突出。商事留置权主要价值在于降低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以及满足商事交易高效的要求,司法实践不能忽视其还应当具有维护公平公正的基础价值。《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了商事留置权的适用要件,但规定得极其不详细,从十余年的司法实践经验看,要么武断扩大其适用范围,要么不当限制适用,要么颠倒使用其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总之,由于商事留置权立法缺乏体系性和可操作性,造成实践混乱,严重阻碍了其发挥制度价值。比如,我国在商事留置权的主体上仅规定“企业之间”,但实践中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还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现在我国《民法总则》规定的特别法人,这些主体是否是商事留置权适格主体;还有商事留置权客体上仅规定了动产,但国外立法例的客体包括有价证券,甚至包括不动产,我国是否有借鉴国外经验的必要:再如,商事留置权能否善意取得,通过债权让与的方式取得;商事留置权所担保的主债权中,除合同之债外,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侵权之债能否成为商事留置权所担保的债。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困惑,本文将对商事留置权的现状及不足入手,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商事留置权的制度完善,并从立法论的角度提出对完善商事留置权的制度构想,以期在民法典物权编建言献策,从立法上完善我国商事留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