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导致其在消费过程中可能酿发“公地悲剧”,环境治理亦容易出现“搭便车”等外部性问题。以控制命令为导向的环境规制仍是我国内化环境外部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在财政分权体系下的地方环保部门履行企业环境监督职能,环保官员实施的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企业环境投资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采用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官员变更的角度考察了环保厅长变更对企业环境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环境投资具有随环保厅长变更年份而变化的政治周期性,且这种周期特征在控制省委书记、省长变更影响后仍旧存在;环保厅长发生变更当年比未发生变更的其他年份对企业环境投资的推动作用更强;从环保监管力度和环境支持力度两个角度探讨上述内在机制发现,在财政独立性约束条件下,地方环保部门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的排污费来推动企业环境投资,但环保补贴不存在上述特征。进一步考虑变更环保官员的异质性发现,当新任环保厅长为晋升和年龄相对更小时,企业环境投资的周期型特征表现更为明显,但环保系统内或系统外的变更对于推动企业环境投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区分环保官员的来源地区发现,当企业处于变更环保厅长的非来源地区时,企业环境投资的周期型特征更为明显。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揭示了我国企业环境投资的驱动机制,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政府环境监督职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