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从陌生化翻译的角度认识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艺术。徐志摩作为新诗诗人身份的诗歌翻译者，其丰富而偏异的诗歌翻译有着其独特的诗歌翻译艺术性和对新诗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本文针对其诗歌翻译求新奇的特征，尝试性地提出陌生化翻译(alienizing translation)策略及其异域化(alienization)和杂合化(hybridization)的翻译技巧和翻译特征，论述了其形成的哲学理据和翻译学理据，描述了陌生化翻译在徐志摩译诗的形式、措词和意象等方面表现。为了历史地、客观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现代翻译文学和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本研究本着历史批评观，将研究方法建立在因果模式基础上，并将理论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相结合。本论文主体部分由七章构成。第一章，徐志摩对文学艺术新奇性的敏感和爱好体现在源语文本选择的多样性、保留源语文本的神韵和形式、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语言的杂合性、以及对翻译语言表达性的认真探索等方面。这一章从以上这些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徐志摩历时十年的诗歌翻译实践和思想。本着探求追寻徐志摩译诗求新奇的特征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分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欧化”意识、翻译议程以及徐志摩对新奇事物追求的开放思想的形成。徐志摩译诗的新奇特征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译诗的诗歌形式和语言的阶段化。1922年9月(即他从英国叵国以前)以前，译诗的形式体现为中文格律诗的形式；在这以后的翻译则以白话诗的形式出现。这反映了在他回国以后，对当时的白话新诗这一新的诗歌形式的敏感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拥护。同时他的译诗的非同寻常的诗行缩进形式也增强了他的译诗的语言和节奏的变化和受阻，增加了感知的难度。第二，他的新奇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选择原文作者和文本主题的多样性。他的译诗多以浪漫情感、反传统思想、反映世界的变化和神秘不可确定性为主题。他一生信奉的“爱、自由、美”的人生信念体现在他的译诗里。第二章廓清陌生化翻译概念的理论基础。徐志摩译诗求新奇的特征使笔者对陌生化理论(defamiliarization)和间离效果理论(alienation effect)所认识的文学求新奇的审美本质产生了深刻的类同认识：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决定了文学翻译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都有求新奇的艺术性，是翻译审美和翻译伦理的要求。而且，笔者认为，陌生化的效果既具有审美的艺术性也有社会性而陌生化的手段既能激活艺术也能反映现实。因此，要完整认识文学翻译的陌生化艺术特征，应该将陌生化理论和间离效果理论相结合。同时，对文学翻译的主体性艺术本质的认同是理解陌生化翻译特征的前提。在文学翻译艺术中，译者借助于主体性的翻译技巧使译本具有新奇感，从而激活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运用这些翻译技巧所达到的效果往往也是社会期待翻译文本能提供新知的反映。第三章尝试性地定义了陌生化翻译概念。译者将文学主题、文学手段和文学意象等陌生化。这意味着避免将源语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形式和内容，而是通过异域化和杂合化翻译技巧使目的语受众不断有新的发现。异域化翻译意味着保留源语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异域特征，包括陌生化的表现形式；杂合化翻译是译者将源语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异域特征与目的语中的可比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相杂合。其结果是延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的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他们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和新奇，制造新奇感。它包括对翻译选目、目的语文本的语言形式和意象的陌生化。翻译的哲学间性和翻译规范决定了异域化和杂合化成为其表现形式，遵循或是违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都可能造成陌生化翻译效果(alienizing translation effect)。异域化翻译和杂合化翻译具备共同的基本特征：译者借助主体性艺术技巧将习以为常的事物陌生化、新鲜化。陌生化翻译是关于翻译的文学性问题，是形式机制。文学翻译艺术的技巧在于使目的语文本所述对象变得陌生，造成形式困难，增加感知的难度和延长感知的时间，其所造成的感知的延长过程本身就是翻译审美过程。第四章分析了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的哲学理据。徐志摩的诗歌翻译的哲学基础是其显著的间性因素，包括主体间性、文本间性、话语间性和性别间性。主体间性体现在徐志摩作为诗人与源语文本作者即诗人之间所发生的共同的认知和认识上。这些诗人深刻地影响了徐志摩的叛逆精神、对诗歌美的感悟、对新知的热爱和对理想的爱和自由的追求等思想的形成。文本间性体现在源语文本与中文中的可比文本的文本共现。徐志摩作为新诗诗人译者，在翻译中，展露了他操纵文本以及打破当时翻译规范的勇气和自由，使其译诗具有将源语文本特征与目的语中可比文本特征进行杂合的特征，产生出其不意的新特征。这些新奇的文本特征正是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对新诗发展的贡献所在。话语间性不仅体现在徐志摩将源语语言与目的语语言的杂合、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杂合，还体现在他的原文文本主题、文学流派、文学体裁选择多样性上。他一反“五四”文学革命所倡导的道德教育、自由、革命等主题，他所选择的诗歌多以强烈的抒情感怀为主。源语文本分属于不同的文学流派，例如，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维多利亚抒情诗、象征主义、前拉斐尔派等。性别间性体现于徐志摩对才情貌俱佳的女性诗人和女性主题的诗歌的青睐。第五章分析了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是他作为诗人译者对翻译规范操纵的结果。首先分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翻译规范，以作为考察徐志摩对规范的操纵的对照基础。首先，徐志摩遵循了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和文本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之一即翻译语言规范。在1922年9月以前，他以格律诗的形式进行诗歌翻译是受他自己的中文文言教育以及梁启超的影响密切相关；而在这以后，其翻译语言改为亦中亦欧的白话则遵循了当时的白话写诗和译诗的期待规范和受胡适的影响相关。根据彻司特曼的期待规范理论，如果期待规范是对译文中的异域成分的肯定，那么，迎合这种期待规范能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在当时，中国新诗正期待引进西方诗歌形式和韵律以发展自身。因此，徐志摩诗歌翻译中的异域化正迎合了这一期待规范。其次，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的效果主要来自于其违背了起始规范(initial norm)、翻译政策规范(translation policy norm)和责任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的翻译行为。二十年代的翻译起始规范是倾向源语文化，而他作为一个诗人译者，更多地倾向于目的语语言和文化：在译诗中，参杂其用目的语进行诗歌创作的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译诗抒其情言其志。在操纵翻译政策规范上，他没有依从当时的文本选择的主要规范是翻译现实主义作品，相反，他翻译的是抒情感怀的抒情诗歌和情节化的叙事诗歌。当时的翻译责任规范为忠实于翻译的社会功用。但是，徐志摩则忠实于翻译的文学艺术性和新奇性。这就体现在他的文本的主题的选择和翻译语言的纯文学艺术性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语言表达的艺术化、非标准化和难化。徐志摩这些对翻泽规范的操纵造成其译诗的诗歌形式偏离了原诗歌的形式或意象，形成具有作为诗人的独特性译诗。这种独特性体现在译诗的新奇的诗歌形式、新词和意象的再创造等方面，其结果是造成其目的语受众——新诗诗人和新诗诗歌文学爱好者阅读受阻，延长了感知过程，从而产生新奇的阅读感受。第六章分析了徐志摩诗歌翻译陌生化效果在译诗形式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他处在新诗的形成和发展时代，作为新诗诗人的徐志摩也在积极寻求诗歌的新格律形式，通过译诗的奥秘而有创意形式表现了他作为诗人译诗的对原文的操控，将诗歌翻译视作创造新诗诗歌形式的途径。一方面，徐志摩不仅将源语文本的韵律翻译进目的语文本，而且还将自由诗、散文诗、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格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新奇的诗歌形式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阅读感知过程，使他们感受到文本的异域性；另一方面，他将中国古体诗和新格律诗的诗歌格律形式与原诗中的英语诗歌形式相杂合，制造新奇的诗歌效果。他运用古体诗的每行字数和诗的节数多变、用词口语化的特点，同时，大胆打破古体诗的押韵规则，频繁使用古体诗非规则的106部韵式。他在译诗中运用了新格律诗的讲究诗歌抑扬顿挫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性特征。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其译诗的诗歌韵律的多样性和新奇性。第七章分析了徐志摩诗歌翻译陌生化效果在译诗词语和意象再造上的具体体现。首先，徐志摩在译诗中运用新造词语和口语词汇。这一手法违背了中国诗歌用词的规范：正式的文学用词。这种特征打破了他的目的语受众对诗歌用词的期待规范，造成阅读欣赏感知过程的延长。其次，在翻译原文中的女性意象和原作者所抒发的感情意象时，他将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他本人对爱情的抒怀和对生活的感怀等意象杂合进原文，造成新的意象，获得新奇感。在结语中，首先对陌生化翻译策略进行了评价，其意义在于揭示了文学翻译是使目的语受众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感受，化习见为新知。其次，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了评价，认为他作为处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一个新诗诗人译者，其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的新颖性和陌生化的效果。这种陌生化诗歌翻译的效果对其所创造的新格律诗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最后指出与本研究相关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