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至今,日本一直对东南亚和南海密切关注。基于各时期总体安全环境的差异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对此的关注点有所侧重。战后初期,日本对南海主权归属于中国并无异议。6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大肆进行经济渗透。随后的70年代,日本以“福田主义三原则”为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全方位关系的起点。同时,对增强马六甲海峡及其周边地区海上交通安全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冷战后,在海权问题日益凸显及日本各届纷论南海问题的背景之下,为保护南海“生命线”的安全,日本以反恐、反海盗为名逐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支持南海问题公开化。鉴于南海问题的逐步升温,日本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来防御和应对南海问题的不确定性。安倍政府是在日本周遭安保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涌动,对中国海上力量存有担忧的背景下实施南海政策的。日本欲利用南海问题实现一箭双雕的意图,即减弱中国在此地区影响力的同时深化自身势力。安倍政府南海政策的形成相继经过:构筑中国包围网,公开反对中国、扩大联盟,修宪后的主动出击三个阶段。为遏制中国南海行为,安倍政府采取了包括巧借国际系列论坛,造势南海;团结美国及其亚洲伙伴,强化对抗中国意图;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深入介入南海争端等一系列举措。安倍政府干涉南海的动因涉及大国因素、地区因素、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大国因素主要指美国,其对安倍政府南海政策的形成影响最大;在地区因素上,日本干涉南海问题除强调东海、南海的联动性,还欲通过这种介入与中国争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让中国陷入南海的泥沼之中,削弱中国实力,最终主导亚洲。国内来说一方面源于对日本政府之前南海政策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修宪寻找借口。最后,安倍本人由于自小受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思想极其右倾化,政策作风也甚为强硬,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南海政策及其走向。日本对南海问题的横加干涉使南海成为大国博弈的平台,促使亚太地区出现了安全危机,各国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同时影响了中国崛起的进程,对中国“海洋大国战略”形成对冲,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然而,日本对南海的干涉并非一帆风顺,无阻碍地进行。这一政策的开展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安倍政府对安保法案的修订遭到了国内和平主义者的反对,大幅增加的军费开支也使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国民对此强烈不满,安倍政府面临执政危机。另一方面,国际上,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不会一味地随日而动,亚洲伙伴也不会真正与日达成铁板一块的亲密关系,大家是各有所图,各自利用。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对南海的干涉程度和范围也是在华盛顿的掌控之下。未来在南海问题上,安倍政府很可能会继续加强南海干涉力度,制中国;日本会继续采取右倾化的举措,以分担美国在亚责任。对于日本的这一干涉,中国需要稳妥处理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坚持中日对话,保持战略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