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梨魂》和《雪鸿泪史》是民国初期较为著名的畅销小说，究其原因，一是故事内容吸引人，二是叙事策略运用的精妙。第三人称小说《玉梨魂》在上世纪初获得了成功，徐枕亚就再用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式重写一遍，改题目为《雪鸿泪史》，依然很轰动，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将其称为：一个故事，两种叙述，两个文本。这颇能说明鸳蝴派小说家在叙述上的讲求，故将其称为“叙述的自觉”。本文以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为切入口，从叙述层次、心理摹写与叙述模式三个方面，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叙事学分析，并将其放置在历史语境的发展脉络中，阐释其在叙述上所作的努力与探索，进而将其作为冰山一角，折射整个鸳蝴小说家们的普遍叙述追求。对鸳蝴派文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填补学术空白、开拓现代文学空间的价值，前人对鸳蝴派小说的研究多从故事内容、思想意义的角度关照，本文从形式层面切入，以较为客观的态度，还原以《玉梨魂》和《雪鸿泪史》为代表的鸳蝴派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这也是当前研究中所不应忽视的。 第一章从《玉梨魂》与《雪鸿泪史》的叙述层次方面探究其叙述策略的选择所带来的独特阅读效果。该章从《玉梨魂》的超叙述层入手，发掘出了小说结构中的循环叙述特征，并由此得出故事终止、叙述不终止的趣味特征，区别于五四故事不终止、叙述终止的启蒙特征，其价值在于从形式层面钩沉了五四作家与鸳蝴派小说家的不同创作追求，另外通过对《雪鸿泪史》叙述层的推断，又初步印证了《雪鸿泪史》趋于情绪化叙事的模式。《玉梨魂》设置了“我”的经历的超叙述层，它带来了“真实”的阅读效果。同时由于超叙述层的双重叙述功能，使得主叙述层与超叙述层首尾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循环结构，使叙述具有了一种自我生成的功能，即故事终止、叙述不终止。而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片断式叙述，采用了与鸳蝴小说相反的叙述策略，即故事不终止、叙述终止，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承载了现代小说艺术和启蒙思想的双重内涵。《雪鸿泪史》在叙述层次上，采用了单层次的叙述结构，通过在叙述层次上最大限度的拒斥向上、向下的叙述分层，呈现出一种极端个人化的言说方式。 第二章详细分析了《玉梨魂》与《雪鸿泪史》中的心理摹写。五四小说中的心理摹写一直受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将这种关注向前推移到晚清鸳蝴派小说，却很少有人重视，这一章将从心理摹写的角度，力求呈现以《玉梨魂》、《雪鸿泪史》为代表的鸳蝴小说在现代小说演进中的价值。心理摹写是这两部小说，尤其是后者的重头戏。徐枕亚充分利用两种叙述形式进行心理描摹，即文言散文式和诗词韵文式。诗词入文从明传奇的附赘累牍到清初才子佳人的以诗为媒，才开始发挥其叙事功能。在《玉梨魂》与《雪鸿泪史》中，入文诗词的叙事功能不断完善成熟，其情节功能减弱，并开始承担心理描摹的叙事功能。它在强化人物情绪体验的同时，延缓了小说的节奏。《玉梨魂》与《雪鸿泪史》，尤其是后者的入文诗词，真正以人的内在生命去表现人性与情爱，徐枕亚将这两种叙述形式发挥到了极致。 第三章阐述了《玉梨魂》和《雪鸿泪史》的两种叙述模式类型，重在分析后者如何站到了情节模式的边缘，而这种叙述倾向的认定对于还原该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首先，在叙述层次和心理摹写上，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叙述模式。其次，《玉梨魂》中叙述者的解释性评论干预，带来了阅读中的张弛，补充性评论干预和视角的转换则造成了悬念，这些都促成了其情节化的叙述模式。对于《雪鸿泪史》，日记文体和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的选择，相当于作者选用了一种最私人化的情感表现方式，而且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中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重合，使文本呈现极强的体验色彩。最后，《玉梨魂》通过调整事件的时序，强化其情节化叙事模式，而《雪鸿泪史》则通过在“事件链”上添加静止性情节，延缓了叙述的节奏，虽然在叙述模式上未脱于情节化模式的整体叙述框架，但对于《玉梨魂》而言，在情绪化上却是大大强化了，所以将后者称为一种情绪强化模式，其在向五四情绪化小说的演进中，无疑代表了现代小说模式转变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