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为“稳定物价、促进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各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来看，维持物价稳定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事实上，货币政策必须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才能对经济产生效应，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这就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探讨的问题。自凯恩斯建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之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遂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个经济学流派通过不同的切入点，并从不同的经济条件出发，从而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综合来看可以分为两种观点：货币观和信用观。这些观点为探讨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面对Sims(1992)发现的“价格之谜”现象，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都无所适从。这主要归因于传统理论关于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效应的探讨，都仅仅从需求效应出发来研究货币政策与产出、通货膨胀等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货币政策调节所产生的供给效应，从而得出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产出下降的同时，必将引起通货膨胀下降的结论。而正是传统理论在分析角度上的不足，推动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寻新的研究视角来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尤其是越来越重视对货币政策供给效应的研究，即不仅考虑利率政策对储蓄和投资等总需求因素的影响，同时还着重探讨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变化通过影响企业的营运成本，进而对总供给产生作用。基于此，货币政策的成本传导机制理论便应运而生。　　 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理论认为，由于收入同支出在时间上的不匹配，从而企业在自身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必然通过借款来支付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为获取营运资本所支付的利息会影响到生产成本，如利率的上升必然增加企业的边际成本，从而企业的应对策略便是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减轻自身的负担。因而，与传统理论的观点不同，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理论认为，货币当局通过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的结果不是物价水平的下降，而是继续上涨，并伴随着产出水平更大幅度的下降。正是该理论综合考虑了货币政策变化所产生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而为“价格之谜”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基础。因而，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理论为我们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立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循着“理论-实践-理论”的技术路线，着重从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角度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绩效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从而为如何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借鉴。　　 为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的现实依据，本文首先在简要回顾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及其效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包括代表性家庭、厂商和银行在内的理论模型，以分析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进而探讨“价格之谜”现象产生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运用VAR模型从宏观和行业两个层面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效应进行分析，尤其是利率政策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从而验证“价格之谜”现象在中国的存在性，并结合其具体表现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形，对其产生的缘由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不仅在宏观层面存在“价格之谜”现象，而且行业层面的“价格之谜”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持续期更长。从而，这些结论都为探讨中国货币政策的成本传导机制提供了最现实、最直接的客观依据。　　 虽然“价格之谜”现象的提出推动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朝着成本渠道理论发展，但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的成型，要归功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不断完善。从传统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NKPC)来看，其在思想上认为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变量存在正向变动关系，但缺乏微观基础。而研究发现，基于边际成本的NKPC在描述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方面更具有优势，这正为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机制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利率的变化通过影响企业的边际成本而对通货膨胀产生作用。有鉴于此，作为对中国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的基础研究，本文首先构建了附加利率的新凯恩斯主义前瞻型和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进而运用广义矩估计的研究方法分别验证了中国这两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主要探讨了中国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及其效应大小问题。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存在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不仅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具有显著性，而且经由利率而产生的成本渠道效应要高于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这一结果主要由中国的金融体系特征以及货币当局同银行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货币政策研究的微观基础，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元素(不完全竞争和价格刚性)被整合进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研究范式之中，使得整个模型结构与经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相一致，从而发展出新一代货币经济周期模型--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因此，本文运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进行了研究，不仅探讨了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需求冲击以及供给冲击的反应，而且还比较了两个相互独立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传统利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并分析了成本渠道效应和利率平滑程度的变化给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操作对各种冲击反应造成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成本渠道的存在确实影响了经济对各主要冲击的反应，并且源于企业营运成本变化的供给冲击在经济波动过程中具有相对重要性。　　 此外，在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最优货币政策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无论是规则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还是承诺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理论界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试图运用不同的方法来探索着它们的具体形式及其影响因素。由于任何一种货币政策的实施，都要通过某种或几种传导机制来对宏观经济产生效应，从而成本渠道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货币当局的最优货币政策行为。因此，本文在NK-DSGE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着重探讨了成本冲击因素到底会对相机抉择的最优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即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下，研究成本渠道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成本渠道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货币当局的最优条件，而且对需求冲击的结果产生了质的影响，并加剧了货币当局面临的通货膨胀-产出缺口权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