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其发展质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了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问题依旧突出。绿色创新开启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新阶段,为新时代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两者的深度融合从生产、消费、流通等各个环节创新了发展模式,是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国家战略。这不仅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还构成了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及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选择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依据绿色创新理论和数字经济理论,进行理论影响机制与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进行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现状分析,采用熵值法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得到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分别从绿色创新活动投入、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四个方面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得到各省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性,并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区域差异比较;其次,在测算结果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之前,先使用莫兰指数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之后对所使用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LM检验、豪斯曼检验和LR检验,确定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来研究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并通过分样本回归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为提高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供建议。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显著差异但整体的数字经济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存在较大数字鸿沟,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2）我国各省市的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大于中部和西部,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西部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年均增长率相对快于中部和东部且中、西部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年均增长率差距逐年减小。（3）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本地制造业的绿色创新效率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从控制变量看,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市场开放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4）分样本回归中,数字经济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积极的影响,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作用不显著,即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区域异质性。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