蔼理斯在周作人的杂学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思想来源众多,以及涉及的中西语境混杂,周作人对蔼理斯思想的接受存在遮蔽与扭曲的现象。本文围绕1920年代周作人从蔼理斯方面获取的思想资源,梳理影响路径,廓清因果关系。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周作人与蔼理斯的关系进行深化,对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地方进行补充和完善。全文分为上、下篇。上篇:遮蔽与选择——周作人的自我建构。第一章,主要关注周作人对蔼理斯接受存在的分期问题。自留日起至1922年为潜在的接受期,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一方面来自直接阅读,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白桦派的中介作用实现的。1922年以后,周作人大量研读、译介或抄录蔼理斯的著作,并利用蔼理斯的学说解决思想冲突和现实困境,对其接受进入了有意的选择期。第二章,揭示了周作人对蔼理斯性学知识的选择,一方面是出于“肉体崇拜的咏叹”,另一方面则本于为女性招魂的责任意识。反礼教的思想底色,使他主要利用蔼理斯的性心理学破除旧道德的撒提。第三章,周作人对蔼理斯思想“中庸”的命名,是融合儒家思想、民初调和论与梁漱溟调和说等多方资源,进行自我抽译的结果。“冲突之哲学”更接近蔼理斯思想的内核,其中对立、均衡与渐进的观念贯穿于周作人思想的诸多方面。下篇:融合与转化——中国的蔼理斯。蔼理斯对周作人而言,不仅是面临失落与孤独情绪的调和剂,而且对其价值立场与审美方式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始终与其生存境遇、传统文化资源发生着密切的互动,由此具备了蔼理斯思想所不具备的新质。在对蔼理斯思想的接受中,周作人实现了自身思想的转变。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周作人借助蔼理斯的科学精神和道德观念,将科学上升为一种信仰与态度。认同科学与道德的共通性,推导出科学道德化的新启蒙路径;其次,蔼理斯对于创作个性和文学情感功能的重视,帮助周作人确定了文学的内在价值,纠正了轻视个人的思想倾向;最后,对于1920年代后期陷入苦闷与悲观的周作人而言,蔼理斯的“耽溺”与“净观”使他主动褪去启蒙者的身份,关注日常生活的建构,形成了新的主体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