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年来的社会养老保险收支政策改革主要围绕保障基金运行平衡和老年人基本生活，忽略其主动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虽然2015全国两会显示养老基金实现收支数额“双增长”，但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危机仍阻碍社会养老保险收支政策的运行，并且还将通过居民消费、居民储蓄、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掌控中国经济发展命脉。　　由现有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或侧重于从福利角度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设计、基金运行以及制度变革所引起的帕累托改进；或运用世代交叠模型及其他理论，单一的研究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如何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本文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新常态双重背景下，结合居民消费、居民储蓄、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研究社会养老保险收支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循环互动关系，在回顾两者沿革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具体实践结果进行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收支政策对经济增长是否有推动作用。按照Aiken and West(1991)关于交互项中心化回归处理的要求，本文收集并整理出我国31个省级单位跨度13年的面板数据，将调节变量（社会养老保险支出额SP与收入额SI）分别与解释变量(居民消费额CO、储蓄额SA、投资额TZ和教育支出额ED)交叉相乘作交互项，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验证社保收支交互项与被解释变量GDP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社会养老保险支出额交互项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2.社会养老保险收入额交互项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阻碍作用；3.基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变动的绝对量比较，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政策将优于收入政策，所以养老制度的实施将促进整体经济增长；4.经济的增长亦将反向促进社会养老保险收支额的增加。　　根据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收支政策从保障型向功能型转换的改革思路。其中，功能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强调收支政策的灵活性，不再坚持养老金的代内平衡与代际平衡。参照功能财政思想，以顺应经济形势而有针对性的调节养老基金的收支赤字与盈余，发挥功能型社会养老保险收支政策参与经济增长的主动性，促进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两者的长效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