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分子”是新中国成立后人为划分的一批特殊的社会阶层,据学界统计这个群体人数非常庞大,从1950年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到1984年最后一批“四类分子”摘帽,全国大约有2000多万人被清算划定在内。做为阶级敌人,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都是被重点纠察的对象,接受管制与监督改造,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各项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新中国通过对“四类分子”的处理,起到了团结贫下中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有效控制乡村社会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紧张,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局面。此外,“四类分子”的界定和改造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单就个体而言,他们沦落成为政治贱民的时间、原因和实施者(国家和地方乡村)的目的各异。本文以坡村的基层档案和笔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口述史料为基础,通过解放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清队”、“一打三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下乡,中共意识形态嵌入基层农村社会的种种举动,选取了坡村一些典型的“四类分子”,探讨国家政策力量对这些政治贱民的塑造与影响。同时结合村庄对不同“四类分子”的区别对待,以期深化不同时期国家干预与乡村应对、村干部与“四类分子”、普通个体与“四类分子”、“四类分子”与“四类分子”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四类分子”的划分与管理是集体化时代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也极大地影响到了村民的普通正常生活。不过,乡村有自身延续下来的固有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逻辑,村民也都是感情和个性各有差异的生命个体。在应对先验性的政治关系给乡村带来的变化时,村民的话语表述和行动选择在政治运动与非政治运动期间、公共空间与私下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区别。“四类分子”并没有被乡村的人情网络所抛弃,传统的地缘、血缘和人缘关系在陌生的阶级、干群关系冲击下仍然发挥着其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