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政治哲学史为学理背景,展开了从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对自由理解的嬗变的研究。根据研究,“自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最高主题,现代政治哲学家从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都被卷入到对“自由”这一主题的探究之中。卢梭以道德自由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黑格尔以具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以及马克思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在对这一主题做出不同的理论回答的过程中不断地推进这一主题的深化和发展。本论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卢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批评和改造为起点,梳理卢梭关于自由双重含义的理解,以及因自由的无法实现导致卢梭晚年退隐社会而成为孤独的漫步者。具体说来,为了匡正充满着奴役和不平等的现代政治社会,卢梭一方面诉诸于自然状态,重思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根据。但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逆转性导致了自然状态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因此,复归自然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卢梭诉诸于以公意原则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建立自由和平等的道德根据。但是,卢梭否认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进程,否认关于历史的终点和目的的前定知识的获知是可能的,因此,这样的道德共同体的实现只能依赖于不可知的机缘,而这无异于宣告了寄希望于道德共同体这一诉求的彻底失败。既然在任何社会中都无法实现自由,卢梭只好选择了“退隐社会而成为孤独的漫步者”。这意味着,卢梭本人并不教导革命。尽管如此,卢梭的政治哲学仍充满鼓动革命的教诲,他的关于以公意原则为基础的道德自由与道德共同体的抽象构想终究导引了法国大革命的“绝对自由和恐怖”。第二部分对《法哲学原理》进行细致的解读,在此基础上阐释黑格尔关于自由的全新理解。黑格尔拒绝卢梭以公意原则为基础的道德自由,因为道德自由仅仅作为抽象的普遍性形式而存在,而这恰好是导引法国大革命“绝对自由与恐怖”的最根本原因。因此,与卢梭不同,黑格尔并不排斥特殊性原则,相反,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乃是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相统一的自由。如是,黑格尔运用其逻辑学中的概念辩证法原则,将作为意志的根本规定性、作为意志的概念或实体性的自由演绎为纯无规定性的意志进而规定性的意志进而真正自由的意志这一缜密的体系。具体说来,黑格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批判了作为纯无规定性意志的自由——抽象普遍性原则主导的卢梭的道德自由,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反思揭示了作为规定性意志的自由——特殊性原则支配的市民社会的有限自由,最终实现了作为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相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具体自由。第三部分依托马克思重要著作,深入探讨马克思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和论证。黑格尔的国家观是马克思进一步推进自由思想的出发点。马克思质疑黑格尔的国家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并不是自由得到实现的国家,而是私人利益的工具,从而表现为一个“阶级的国家”。在黑格尔将特殊性原则主导的市民社会趋向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伦理统一的国家看作必然性的地方,马克思则看到了“国家不能挽救市民社会于自身之中”并且“国家的秘密在市民社会之中”。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自由理论的真正分道扬镳之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从市民社会内部探索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问题。不同时期的马克思将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分别表述为,《论犹太人问题》时期的金钱异化和扬弃金钱异化的人的解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异化以及造成这一异化的深层根源的交往异化和“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及《资本论》时期剩余价值的压迫性也即剥削和消灭剥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不可避免的矛盾而必将灭亡的认识基础上的。马克思将自由的实现从天国即黑格尔的思辨国家搬到尘世即“共产主义”。总而言之,“自由”这一现代政治哲学的最高主题并未因政治哲学家的每一次艰辛探索而得到一劳永逸的回答。相反,政治哲学家只是在用新的方式做出新的回答,并提出新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