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学史给了徐舒以一席之地,但在他的旁边也常常伴随一二个平庸的名字。文学史的种种复杂因素使他受到了最孤独的待遇。但是,他的名字还是慢慢地在延伸,使读过他作品的读者总有让他走得更远的情绪,他们一个传一个,使他的读者的数量在缓慢而持久地成长。这是个温和而体面的作家,他没有因为任何的历史事件与潮流而失去过理智的判断,他用诗的韵律写着小说,他用哲学的水浇灌奇幻的花草,他在无数个漫长的夜里给我们说了许多许多好听的故事。如果,见过他的一些照相,又了解他一生的重要经历,并读过他的作品,那么,他的清瘦、温雅、孤独、约略清高的气质,他的丰富、复杂、神秘的内心,他的低调、谦卑、真诚的待人态度,就会在作品之外给他的读者以本该如此的感觉。他与他的作品是合一的。他这样的形象与他的小说、诗、戏剧有这般奇妙的般配,甚至让人觉得他就是他作品中虚构出的一个人物。假如,徐訏是一个出生于法国的作家,以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会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但徐訏却是生逢“以政治革命、文化启蒙、阶级斗争”为主导话语建构起文学史的现当代文化语境,这就难以给徐舒这样以美、爱与迹近宗教境界、哲学高度的探寻来思考人之存在的作家以这样高的地位。不但如此,还对他爱国与爱民族的别样表达视而不见,或鄙夷弃之。但若将徐訏与同时代的西方作家在艺术上的探索相联系,则可以看出,徐訏乃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与世界潮流接轨,并创作出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对世界文学有独特贡献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徐舒与昆德拉,梅里美,萨特等一样,有着哲学高度的对生命与世界的追索。他以诗人的敏感进入哲学的理性思考中,并能用奇幻迷人的故事把这理性的思考传达给一般大众,这样的本领则又是昆德拉与萨特们所没有的。徐訏的读者可以是一般的通俗读者,也可以是文学受众中的高端群体,前者欣赏故事时可以模糊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深刻余味,后者则可以从中得到非常纯粹的哲学境界与宗教高度的文学审美享受。这的确是中国,乃至世界作家中不为多见的。徐訏与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名家相比,其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在5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都基本中断或水准严重失衡,而徐訏的重要成熟之作却恰恰出现在50年代后。所以,无视徐訏50年代后的重要作品,而仅以其三四十年代的《鬼恋》、《风萧萧》等作为代表作来与前者相比,并以此来作为定评徐訏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依据——这种大陆学者所编著的文学史均无一例外采用的角度,实偏颇而狭隘已极。而香港的本土学者则多将徐訏归为“南来作家”,认为徐舒的创作题材少涉香港,因而对香港文学的意义不大。仅以是否反映香港社会现实的狭小视野来衡量徐舒这样有世界文学史意义的作家,这自然更其可笑。所以,对徐舒的文学史评定,在地域上不应限于香港文学史,在时间上也不应局限于现代时期,而要将徐舒放在20世纪中国整体文学史的大框架里,这样才不至于低估或误解徐訏的文学史意义。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徐舒的“诗、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种文体的写作尽最大可能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努力以接近客观的眼光来重新评定徐訏的文学史地位。最终,笔者以为,徐舒在“新诗、小说、戏剧、散文、批评、理论”上均有逸出其时代的特出表现。他思想深沉,造诣孤高,创作上全面出击,是一位少见的全才作家,而其诗与小说尤为上乘,无论质与量上,都可睥睨百代。他一生著述惊人,达两千余万言,横跨“哲学、艺术、美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当20世纪中国文学陷于“凋零”与“停滞”的低谷,正是他以百转千回的别样格调划破了黯淡的文坛。他的绮艳的色泽,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花圃,也使世界文学的天空多出一道瑰丽的虹彩。亦如西方汉学家白佐良与帕里斯特莱所言,他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而更具体而确切的评价,在新文学史上,徐舒应该是与鲁迅比肩的一位世界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