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史题材在新时期以来的大陆影视剧创作谱系中始终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此类作品独特的时空背景设定,其间的故事讲述往往会形成一种历史叙事。但这里需要看到的是,所谓的历史叙事事实上是一种当代性的叙事,决定其话语方式与编辑规则的不是过往的历史事件,而是叙事行为发生时所处的源起于现实环境的文化语境,这就在现实环境、文化语境与历史叙事三者间形成了一种递推关系,即特定的现实环境产生了特定的文化语境,而特定的文化语境又产生了特定历史叙事。正是借助这种递推关系,本文立足于对新时期以来大陆王朝史题材影视剧作品的详细分析,将文化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尝试通过文化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大陆王朝史题材影视剧中历史叙事的阶段性特征与历时性嬗变。本文将从以下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为“施魅:宏大叙事在悖论中的修订”,拜政治话语的修辞效力与既往经验的参照作用所赐,新时期之初十年余间在文化语境层面上呈现出了一个欣欣向荣同时又杂糅着众多悖论的“黄金时代”,人们对于现实环境的当前状态与未来趋势的预判充满了理想色彩与乐观情绪,这就使得惯用于“十七年”与“文革”阶段的宏大叙事继续享有着生存空间,成为了新时期以来大陆王朝史题材影视剧历史叙事的最初主体形态,所构建仍是富于魔力与魅惑的“历史神话”,并且呼应于文化语境的新近转型,在既有的道德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叙事框架内又纳入了入个体意识、世俗意识等元素。进入入九十年代后,虽然先验而不切实际的“黄金时代”黯淡落幕,编辑“历史神话”的宏大叙事却通过对话语方式的有限调整,成功地满足左右逢源于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情绪代偿需求,因而得以延续。但随着冷峻而理性的经验对乐观而感性的先验的进一步残忍否定,这种对历史进行施魅化处理的叙事方式最终在九十年代末期彻底失去了作为历史叙事主体形态的优势地位,此后仅是在一些志在海外市场的所谓“大制作电影”中由于特定的本土化立场方才偶有得见。第二章为“祛魅:历史复线的反客为主”,“黄金时代”的落幕导致了现实环境在文化语境层面上失去了迷人魅力,进而将九十年代文化语境的基本特征定义对过去十年间一众“神话”的祛魅,人们虽然不能泰然接受纯粹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但已经能够清醒而客观地用理性主义来解释周遭环境,经由宏大叙事所编辑的自欺欺人的代偿性故事终因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沟壑而宣告破产。这种祛魅语境之于大陆王朝史题材影视剧历史叙事的影响便是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祛魅历史的叙事方式逐步取代了对历史的施魅,成为历史叙事的第二种主体形态,并且在世纪之交处迎来了短暂的繁盛期。一切气势恢宏的“历史神话”在新的祛魅性文本中都遭遇了心有不甘的怆然解构,操此叙事方式的作品几乎尽是以悲剧作为终章,它们站在感性价值观上否定理性社会的合理性,同时又站在理性世界观上否定感性社会的现实性,虚无所有的背景,质疑所有的年代。而这种富有思辨意识的叙事方式自身也终因对精神力量与超越性追求的热忱在新世纪后迅速失去了大陆王朝史题材影视剧中历史叙事主体形态的优势地位,仅能在立锥之地中勉强求得生存。第三章为“返魅:线性史的权威自由主义重构”,如果说九十年代初的“十年一觉”让人们能够用理性主义来解释现实环境,那么新世纪初的第二轮“十年一觉”则是让人们愿意用理性主义来适应现实环境。它标志着文化语境的理性化趋势已达瓜熟蒂落之际,世俗价值、个体意识与功利性原则被奉若圭臬,由此产生了一种可以命名为权威自由主义的生存哲学,人们终于能够在文化层面上体认现实环境,进而迎来了“巫魅社会”复归。影像中历史故事也伴随着现实的成功返魅而恢复了魔力与魅惑,但不同于八十年代中的“历史神话”杂揉着道德、情感、普惠等非理性主义成分,新世纪后的“历史神话”是由纯粹的理性主义话语方式所编辑的,历史场域的魅力体现为它充满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欲望符号,同时又提供了博取欲望符号的自由竞争机制,这里没有对与错,只有强与弱,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高明与愚蠢,深谙权威自由主义的凡俗众生投身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欲望丛林成为了返魅后的历史故事的核心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