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对中国古代士人生活影响最重大者,莫过于斯。科举制度也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统治者用它来调节和控制士人,士人的生活方方面面与之息息相关。即以清代而言,满洲贵族自关外入主中原,武功实现了天下的一统,但是接下来所要面临的任务是重建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这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更难完成的目标。如何让因为“中原陆沉,衣冠礼乐涂炭殆尽”①而产生巨大离心力的汉族士人臣服,满清统治者充分利用了科举这一利器。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以清代科举制度为考察背景,清代诗人的科举遭遇为立足点,研究科举如何影响了士人的人生命运,并因此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以典型诗人为切入点,考察该诗人所代表的一类士人的创作所共同形成的一个时期的诗风。上编题为“故国哀歌到升平暖响”,讲述清初诗风如何在科举的影响下从明清之交遗民诗的悲凉慷慨一变为“神韵诗”的温柔空灵。顺治至康熙初年频发的科场案,是满清统治者的暴力武功的延续。康熙帝亲政之后,天下安定,遂有博学鸿儒科之开以实现文治。特科之后,士人复明之心大为消减,之前慷慨激越的遗民诗创作也随之消歇,这时王士禛通过畅达的科举和登上仕途,并借助官位领导诗坛,“神韵诗”帮助康熙朝建设出了和谐清明的文化氛围。雍正年间科举的大事发生在浙江。因为对浙江士人有很深的偏见,雍正下诏停浙江科举,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厉惩罚。经此冷酷制裁后的浙江士人,在科举恢复之后仍然无法恢复对朝廷的信任和热情,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诗人清冷幽寂的诗风即在此背景上产生。乾隆朝又开博学鸿词科,这次的特科却和康熙朝有很大差别,选才取士都极为严苛。同时乾隆二十二年起科举加考试帖诗,在翁方纲等考官的推动下,形成了乾嘉时期士人埋首经术、诗风古奥晦涩的特点。下编的标题为“科举存废与诗歌演进”,研究清王朝由盛转衰及真正进入末世后,国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科举制度所发生的改革,以及科举废除等种种变迁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乾嘉间的士人逐渐对朝廷失去信心,无法再出现清代前期那种大僚居庙堂而号召天下诗坛的局面,创作力量普遍下移。重要的诗人可以分为这么三种来考察:盛年退出官场的诗人,如赵翼、蒋士铨、袁枚等“乾嘉三大家”;执意远离科场的诗人,如厉鹗、“扬州八怪”等;科举失意的诗人,如黄仲则、王昙、舒位等。从龚自珍开始,末世觉醒的士人从科举的腐败也看到了统治者的腐朽,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同时孜孜不倦地呼吁改革。清代末期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在新政的推动下,古典诗歌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改革,并最终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经由近代诗歌过渡到现代诗。研究士人的思想和创作,科举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代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政策变迁加以考察,分析其对士人的影响,据此勾勒出科举与诗歌之间交互影响、互相作用而推进的清代诗歌的演进史。